一名馬來西亞基督徒公民的709反思

在過不到48小時的時間，大家就要上街去709集會。這並不是人民要上街遊行，而是警方封了許多主要道路，也關閉了主要的巴士車站。所以，駕車、坐巴士或者地鐵也許會有不便之處，因此需要在半路步行一段路程到體育館。今天的我想要平靜下來，就如今天在面子書看到馬新路德宗所發出的文告，要求信徒迫切地為著近期國家所發生的這一切動盪事件來禱告，學習仰望上帝。是的，我需要安靜下來，透過禱告來仰望我們的上帝。也許，在這接下來48小時裡，禱告是我們最重要，而且最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因為我們的確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

今天的這篇文章，也許是我在709前的最後一篇文章。明晚將進城迎接709的到來，而接下來的一篇新文章也許就是709後的第一篇文章。如此將709來代表一個新歷史的轉折點也許不怎麼恰當，但是對於我本身來說，709也許是我人生的歷程中的另一個轉折點，因為它的確為我生命的反思和重整帶來某程度上的衝擊和影響，使我認為對一些事情的過去看法需要重新再次地被檢討和批判。在這裡，我嘗試以本身作為一名馬來西亞公民的基督徒身份來反思709對我生命的影響：

以前，在歷史課本上總會接觸到關於我們國家的歷史，尤其是國家如何從英國人的長久統治下爭取獨立。過去對於這些國家歷史的闡述，覺得納悶和無聊，無法讓我對它產生進一步的興趣。可是，這次709事件前前後後所發生的整個過程，每一個大小事件，都彷彿活生生地呈現於眼前，它不是發生在過去，而是就在當下的現在，一個與我在共同時代的歷史事件。今天的我突然回想過去所讀到的歷史課本裡的歷史事件闡述，才明白原來那些看似簡簡短（只有一兩個句子的歷史事件闡述）的歷史描述，在當時的真實情況下是漫長的，而且是經過了許多艱辛的路程、犧牲，以及長久的奮鬥。看來我們一直以來都“輕看”了歷史課本裡的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和時間性，讓我們不知覺地產生了一種“以為歷史就是這樣簡單的”，以至於我們不會去珍惜我們從過去歷史所獲得的這一切。我們把這一切都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我們這一代沒有“獨立”經歷背景的60、70和80年代公民，輕看了我國獨立的真實價值。

今天的我在想，將來的歷史課本會如何記載709事件？若幸運地被記載在將來的歷史課本，709事件會如何被闡述和詮釋？也許可能像我們現有的歷史課本一樣，以一兩個句子簡短地描述這起歷史性的事件。但是，對於我們在這一個時代所共同經歷709的人，我們深深知道這一兩句的歷史闡述是一個非常深刻的集體性歷史記憶，它的歷史意義甚於文字所能夠表達的，也是我們將來的新一代無法真正明白的，就如我們無法真正去明白和體會1957年我國獨立的那時候的真實性歷史經驗。因此，我們這一代的人需要擁有屬於我們的歷史，需要去開創屬於我們的歷史，需要為我國歷史開啟新的一頁，我們正在努力邁向第二次的“獨立”：第一次的獨立，我們從外國政權的長期統治下爭取我們的獨立和自由；而第二次的獨立，我們將從我國政權的腐敗統治下爭取我們的獨立和自由。這第二次的獨立過程中，我們同樣正在邁向默迪卡體育館的路程中爭取屬於我們這一時代的獨立，沒有人會代我們爭取獨立，我們需要親自開創新的獨立，對我國獨立開啟新的一種當代詮釋：一種新的理解、新的處境，和新的奮鬥方式。只有當我們親自經歷了我們的獨立，我們才能夠明白什麼是獨立的精神，而不是如過去從歷史課本上所灌輸的獨立知識。只有當我們真正經歷了爭取獨立的過程，我們才會珍惜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我更相信各族人民可能因此而放下歧見、團結起來，如1957年各族團結起來爭取獨立的時候。

對於將來的歷史將會如何記載我國的首相納吉，我認為他所提倡的“一個馬來西亞”概念是值得被記載的，也是我國人民必須去堅守的一個基礎原則。可是弔詭的是，也許“一個馬來西亞”的實現，未必是基於提出這概念的納吉所推動的方式和策略；反而我認為，“一個馬來西亞”真正地實現，乃是在一種艱難的處境中呈現和發展出來：不是基於一種舒適安穩的國家處境下（納吉一直推廣的各種政府大型計劃和工程、種族和諧團結的各種活動和政策、意識形態地打量宣傳等等），而是基於一種艱辛奮鬥地邁向去爭取的共同理想和目標（大家共同面對同樣的困境，而不再是顧及本身種族的利益）。正如今天在《獨立新聞在線》的一篇709評論文章所總結的：如果7月9日淨選盟2.0大集會當天，華裔能衝破心理障礙，向友族看齊，從舒適的住家和辦公室走到默迪卡體育館，屆時吉隆坡街道上呈現的真正“一個馬來西亞”畫面，將猛刮納吉政府一巴掌，衝擊下一屆大選。

講完了本身從709議題的一種歷史性的反思，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些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反思和檢討。我作為馬來西亞的公民，這是一個不變的事實，也不可能改變的身份。就算有一天我真的放棄大馬公民權而成為了新加坡公民，在我的記憶裡仍然存在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的意識和血液。709事件可以說是一個關係到政治的議題，這是許多人不會反對的看法。只要有集體性的人民和政府涉及其中的事件，都會變成政治性。因此，709對於一些人來說是無法引起他們的特別注意，因為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是屬於“反政治”，或者是“不參與政治”，選擇成為國家政治的局外人。也許對他們而言，政治是黑暗的，政治是屬於權力的爭鬥，政治是令人腐敗的源頭。因此，他們都拒絕讓自己參與政治事務，甚至不去關注國家的政治發展。

在這裡，我嘗試以一種具基督徒身份的公民來展開談論（我認為將大馬公民身份與基督徒身份分開來討論是不恰當的）。“政教分離”是多數基督教會採取的一種教義和做法，主要將政治和教會分開來：教會不去涉及政治的事務，而國家也不干預教會的自由，賦予教會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關注國家不再是教會主要的旨趣，而是比較傾向於追求宗教性和屬靈的事情上。對於國家和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和議題，教會一向以來都是帶著一種旁觀者的眼光去看待，甚至只是關注那些對教會有關係和益處的事情。很常時候，教會以“分別為聖”的眼光來看世界：認為世界的敗壞和墮落，正好承托出教會是屬於上帝聖潔國度的地上代表，將本身抬舉為“世上的光和鹽”的一種成就感，卻忘了世界的腐敗是需要教會去行動的。教會以“基督的復活盼望”來期待上帝之國度的到來，認定世界注定是要繼續敗壞下去，以向世人證實基督再來的日子臨近，好使更多人快快悔改和轉向上帝。

閱讀了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urgen Moltmann）的《盼望神學》和《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後，讓我對基督教的政治性有了新的理解。莫氏的盼望神學以基督復活事件為盼望的緣由，而這種盼望不是靜止的，而是向前的。不是站在原地望天盼望主的再來，而是“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莫氏的盼望神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基督徒在這樣的盼望中期待上帝國度的新事物、新可能性、新的創造。這樣的信仰之盼望，將促使那些信仰者起來對現有的、當下的、不義的事務進行改造和更新，以此為迎接上帝之將來國度的到來。因此，這樣的盼望是促使一種政治性的行動和意識，基於基督十字架上所彰顯的“恩典之愛”和“公義”，對世界和社會上種種的“無恩典無愛”和“不公義”的現象作出批判性的行動。莫氏的神學正好適當地批判了當今教會在福音工作上過於強調“上帝之愛”的偏向，而（刻意）忽略了福音的“公義”一面。這是當今教會所持有的“十字架神學”：在基督的十字架，教會往往只看到上帝的愛，而看不到基督的十字架也是對那些受苦、受壓制、受邊沿之群體的認同。

講了這麼多，主要的論點還是想要糾正基督徒對政治概念的錯誤想法，而基督徒的政治性是需要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具體地展現出來：基督徒的政治性不是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加入政黨、不是發表言論發洩對政府的不滿；基督徒的政治性更多的是為那些無法說話的人發言、為那些不被人看見的人站出來、為那些被欺壓和邊沿的人加以關注、為社會中那些弱勢的群體辯護，因此對於政治的活動和政黨的參與和加入，都是基於這樣的前提為出發點，而不是盲目地跟從某一種政黨的政治立場。若從以上的前提去看待709集會，基督徒就有必要去關注709事件的發展，並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你可以不同意採用示威和遊行的方式，但你有必要去認真看待BERSIH八項訴求的宗旨是否符合基督徒的政治性。教會不應該只是期待他人去有所行動，而自己卻陶醉在邁向屬靈高峰的路程中，等到事情發生了美好的進展和改變，然後教會就自我歡喜地頌讚上帝垂聽和應許教會的禱告，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信仰？今天，余博士在面子書如此寫道：“善忘、短视，坐享其成和放马后炮是基督教的底色？别人耕田，我蛇​辈等收成；别人栽树苗，我鼠辈等乘凉？这是当下马国基督教的应考​题。”希望這可成為我們的反思。

有人也許會認為我過於激烈；另一種形容，就是比較激進。對於這次的709集會，我的情緒和心情的確每天都跟著709的進展而起伏不定：有激動過、有心痛過、有失望過、有憤怒過、有無奈過、甚至壓抑不住地想要罵粗口（原來我真的是容易激動的人）。這也許不是第一次如此，自從上一屆大選的時候，我開始認真留意和關注國家大事，對於許多國家大小的事情，如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歷史和國家實行的策略，都嘗試去認識和理解。這是我認為作為社會知識分子所需要具備的見識條件，而不是盡關注那些對於我們本身有益處的議題而已。308政治海嘯後，我國幾乎沒有真正地平靜過，政治上的政黨爭鬥越來越劇烈，而政府的醜陋一面不斷無恥光明正大地顯露在人民面前。霹靂州奪權之黑色事件、趙明福墜樓事件、砂州選舉等等大事件，都曾經讓我經歷過這些在政治氛圍中的情緒和激情。709之後，善忘的馬來西亞人是否將回到正常的生活作息中，繼續和期待下一次的政治激情嗎？我認為，至少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不應該是如此。

第二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對我的神學反思具有深刻的影響。不僅是他本身的神學，也包括他作為基督徒和神學家的基督生命。為了反抗當時殘暴的德國納粹政權，他參與刺殺希特勒的秘密計劃和行動，只是最終他並沒有成功，反而為他的生命帶來死刑的結局。也許我們會認為，潘霍華若沒有參與暗殺行動而保存了其生命，他將能夠為基督教神學界帶來更多有貢獻性的神學思想和著作。他最後一本著作《倫理學》也沒有真正完成，就如此英年早逝，令人感到可惜。對於我來說，他真實地活出一種“基督樣式”的生命，這與他本身所擁抱的神學思想和原則息息相關，因為他無法違背他神學使命中的那份呼召，他的神學促使他如此的決定和行動，也是一種基督門徒的選擇：跟隨基督。如耶穌基督一樣，他英年早逝，死於政治性權力的殘暴行為；如耶穌基督一樣，他神學的真實意義之表達最終呈現於他在政治上的犧牲，就如耶穌生前所教導的真道，都呈現和實踐於他最終的那個十字架的事件上。潘霍華曾寫信給他的好友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我必須與我本國的基督徒，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難時期。假如我不能與我的同胞一起面對這時候的試煉​，我就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生命的重建。”我並不是想要用潘霍華的生命經歷來反應和映射我們當下的處境，而是從他的基督生命去做反思，尤其是對於認真做神學思考的基督徒。你的處境也許激起你神學上的一種思考和反思，而這樣的神學反思的結果也將促使你回應和參與你當下的處境。

我相信馬來西亞的基督徒在本身所經歷的處境下，必能開啟一種具相關性、獨特性，以及實踐性的神學，以回應和盡量改造我們當下的處境。神學必然是一種回應，神學家對所意識到和關注的議題所進行的反思而做出的一種回應。這樣的回應也可以被視為神學家本身對於上帝的一種回應，以神學來回應上帝的呼召和所領受的使命。神學不應是純粹的學術知識，也不是為了認識而認識的教條和學說，神學應該是“活生生”的言說，站出來回應那擺在面前所意識到的挑戰和危機，並且肯謙卑地、批判地、認真地透過上帝的言說去見證上帝之道。因此，神學應該展現處基督的精神，讓這樣的精神體現在不安靜的心靈，為基督教和所處的世界守望和憂心，先知性地看見上帝之國度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