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過後，也許應該好好讓自己安靜下來，恢復正常的生活（我過去的生活不正常嗎？）。在709那段期間，由於為709事件而每天的情緒都起伏不定，所以無法專心地進行固定的閱讀。這次，選讀了曾慶豹老師《上帝、關係與言說：批判神學與神學批判》中的第六章<上帝與凱撒>，主要談論“世俗化與基督宗教”的關係的議題。花費了三天終於將45頁的這篇論文閱讀了兩遍：第一遍不是非常明白其論述的思路脈絡和批判要點，所以仔細再閱讀多一遍。看來，曾老師這十年前的神學著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品，而且曾老師的文章論述總是那麼仔細，因此需要很大的耐心去閱讀。
最近在網上認識了一位國外神學生，從他身上可以找到學習的地方，最重要他肯願意花時間與我分享和交流（雖然我的知識等級與他還有一大段距離），就好像一個在面子書上進行的讀書小組或閱讀交流。他與我分享他閱讀的方式，透過大量的閱讀和寫作整理分析（文摘和書摘），訓練自己能夠更容易掌握更艱難的閱讀和思考。因此我開始要求自己學習做文摘和書摘，把所閱讀的重點記錄下來，重新做整理和分析，加入了本身的想法和論評，透過聯想和關聯把過去閱讀過的東西加以聯繫，並進行整合和應用，這樣的思考性刺激是非常挑戰性的。就如他對我說的：讀得愈多、底子愈深、理論愈熟，速度就可以加快，而且要不停地利用關連法和聯想，否則唸過的觀念串不起來也記不住，也要常常練習摘要和表達。
對於曾老師的這篇論文，我抽出了其中一個小節（六、“神學或世俗理性”）。最近與上面的那個網友談論到曾老師在這個小節裡所批評的神學家John Milbank，主要針對Milbank的第一本神學著作”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中的神學觀點和立場。因此，將文摘的內容鎖定在這個小節的討論議題，就是曾慶豹老師對Milbank的“後設敘事的實在論”的神學批判。（由於本身在學術上的有限，這裡只能嘗試做整理和分析，暫時沒能力做評論和提出本身的觀點，有待改進）
論文來源：曾慶豹，《上帝、關係與言說：批判神學與神學批判》，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441-447.
這位現於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教授宗教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的基督教神學家，其爭論性的重要論點乃是圍繞於他對“神學與社會科學之關係”的觀點。John Milbank認為神學不需要從社會科學理論中去尋找和探索對神學發展的可能性和建設性進路，因為社會科學本身乃是現代世俗主義的產品，質疑科學社會背後隱含一種“反神學”和“反基督教”的主體性暴力的根源，而神學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科學，可以獨自發展和，並延伸至社會和政治領域。他與當代後現代神學家Graham Ward和Catherine Pickstock發展一種系統神學，稱為“激進正統”神學（Radical Orthodoxy），主張透過發展一種後現代正統神學來批判和拒絕現代性（modernity）的種種現象和議題，尤其是現代世俗主義（modern secularism）。如John Milbank於1990年出版的”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裡所主張的神學立場：神學是所有社會學科的主幹；唯有透過神學，其他的社會學科才可能正確地被詮釋和發展。因此，早期的Radical Orthodoxy是拒絕與其他世俗學科進行任何對話（認為它們的世界觀是無神論主義和虛無主義）。
對於John Milbank，曾老師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地如此介紹：
“Milbank是一位奧古斯丁主義者、一位激進的保守主義者，主張“後設敘事的實在論”（meta-narrative realism），標誌著“反現代性”、“反後現代性”的神學立場：拒絕所有代表著“世俗理性”的社會科學，將基督教神學自有的傳統（正統基督神學教）與社會科學區分出來。”
曾慶豹對Milbank“後設敘事”神學的批評：
Milbank對自由主義的否定和批判，完全忽略了現代社會的“自由”和“多元”為神學帶來發展的條件，也確保神學的批判性角色得到維護，否則神學只會失去其生存的空間，以及批判世俗理性的合法性基礎。
Milbank對宗教社會學的否定和批判，乃基於“神學高於一切世俗的社會學科”，宗教對立於社會，神學獨立於其他世俗理性，甚至認為宗教產生社會。因此，他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社會學：“韋伯（Max Weber）的宗教社會學的研究和分析成果顯示世俗化（社會）將宗教邊緣化，界定為不可理解的領域，而最終淪為屬於私人的領域（宗教私有化），被排除在社會範疇之外。塗爾幹（Emile Durkheim）的宗教社會學之結果認為宗教並沒有（如韋伯而言）被貶低和邊沿化，而是其宗教功能被分化於社會，並沒有消失而只是轉型為社會的功能。而盧曼（Niklas Luhmann）的宗教社會學採用了歷史進路，將宗教理解為世俗社會下的其中一個子系統，被納入社會學研究的其中領域。”
曾氏認為，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神學批判社會和自我批判的借鏡，而不是應該是以Milbank的二元方式來理解宗教與社會的關係。面對當今已世俗化的社會，Milbank對宗教社會學的全盤拒絕將如何去“超越”世俗理性？因此，有必要去界定哪些宗教社會學的論述需要被拒絕，而不是全部否定所有。當然，曾氏認為宗教社會學成為神學知識的可能來源並不意味一種妥協，而也需要批判性地去接受所探討的思想。
曾氏對Milbank神學的最大批判，乃是認為Milbank的“後設敘事神學”作為一種對基督教的辯護方式，乃是一種自我隔絕的防守方式，因為這種缺乏與其他世俗理性進行對話和溝通的神學，無法具備自我批判的能力，更無法對世俗理性的邏輯做出合理和基礎性的批判，最終將淪為“獨白的神學”：不僅被世俗社會邊沿化，而其本身也將自己邊沿化於社會之外。再者，“後設敘事”也將由於基督教神學發展的多元性面向而面對“詮釋的衝突”的問題，如何確立其神學的權威和合法性基礎，或是尋求一種“後設敘事”的統一？
曾氏批評，Milbank的二元論立場難以生存於多元社會的現實，尤其是在基督教身份認同和信仰社群的實踐性這兩方面（George Lindbeck後自由神學克服了這兩個難題）。基督教神學的實踐和辯護是必須在世界範疇內的一種聯繫上進行，是具體而不是抽象和理論的。因此，Milbank想要透過”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來達到其議程的野心太大而無法真正地提出站立得住和充分的基礎和論據來反駁或說服社會科學。
最後，曾氏更是質疑Milbank的神學也許將引向一種宗教意識形態的危機。由於Milbank也許高估了基督教神學而拒絕與歷史和社會的關係的聯繫，而以為恢復某種權威的統治或制度來解決神學的問題，卻忽視了在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上可能會犯下的過去錯誤。“我認為，Milbank的錯誤不在於反對世俗理性，而在於以為利用一種安全的宗教形式就可以克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所提出來的批判。”
英文參考資料：
S. Joel Garver, “Deconstructing the Secular: a Summary of John Milbank's 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
Michael Jensen, “John Milbank’s 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eyond Secular Reason”.
Jean-Michel Boudreault , “Anti-Theology in Disguise”.
http://jmreligion.wordpress.com/2011/04/24/anti-theology-in-disguise/
http://jmreligion.wordpress.com/2011/04/24/anti-theology-in-disguise/
Nathan Schneider, “Orthodox paradox: an interview with John Milbank”.
http://blogs.ssrc.org/tif/2010/03/17/orthodox-paradox-an-interview-with-john-milbank/
http://blogs.ssrc.org/tif/2010/03/17/orthodox-paradox-an-interview-with-john-milbank/
與網友（Chiou Mu-tien）在面子書上的交談，以下是他給予的看法和立場：
Milbank跟後自由神學有幾個衝突點。但我想絕對說不上他們的神學是相反。親近性其實大得多。我不敢說自己現在研究得深入，只粗淺列出我能證實的幾點衝突／差異：
1) 實在論上的。Milbank認為Lindbeck的後自由神學有相對主義的危機。所以他主張更實在的實在論。（參George A. Lindbeck (2002), The church in a postliberal age, 2002, Buckley的導論; C. C. Pecknold (2005), Transforming Postliberal theology, p.166: “John Milbank has also brought a version of postliberalism (admittedly a version which is more French than Anglo-American) into conversation with Saint Augustine, but to very different effect. Milbank's postliberal Augustine is a “metanarrative realist”.）這點我比較同意Milbank。Lindbeck的傳統後自由神學有他時代性的任務，雖然他沒有反對形上學，可是也沒有建立更穩定的神學形上學。
2) 政治神學上的。Milbank認為教會已經取代了以色列。成為新以色列。後自由神學家不這麼認為。我們跟隨Barth。認為以色列還是上帝的以色列選民。過去她以預表教會的方式存在，如今在預表完成之後，她卻仍然是一個歷史、政治、物質、和神學上的族群現實。
3) Milbank 反對後自由的McIntyre 和Hauerwas 從 Aristotle的德行倫理重建基督教聖經神學倫理做法。他認為其中隱含的希臘競技／成長精神會導致戰爭而不是和平。這點我不贊同他。
Milbank擅長的是從二元對立（如現代、後現代）的分析中，做出第三條路。我認為在這麼做之時他的確常常忘我地自說自話，這是因為他的基督論和教會論的「層次」不夠明顯，往往只是在分析為之後描繪一種不存在於現實中的教會神學模型。這是我把他當作「廣義」後自由神學的極端或夥伴，而不會用他直接當基礎的原因。說他有二元辯證、威權傾向我都可以同意，不過如果要說他保守主義或虛無主義，我覺得有些個人立場的過度推論。
Milbank（和RO）的神學積極地和歐陸後馬克斯和後現代神學（Badiou, Taubes, Zizek, Agamben, Caputo, Levinas, Nancy等） 交戰對話，他是個精力無窮的人。這部份是沒什麼其他人沒在做的，非常有價值，故接觸吸收不可。（他如果只有在獨白而且欠缺溝通能力的話，是不會有這麼多一流的新左派哲學家、後現代神學家願意理他的。）
至於阿豹老師的立場，我個人沒有完全同意（這本書我只有借來翻閱過，自己沒買。但是從2001該書出版到現在，阿豹老師進化了，同時也要考慮90年代掀起RO運動的Milbank這十幾年來的進化…Milbank是非常強大的）。我覺得阿豹倒向芝大搞多元詮釋的David Tracy太多、不夠基督中心，以至於觀點中有不少遠離聖經神學的後現代味。事實上耶魯學派的 Lindbeck當年雖然跟芝加哥學派掌旗的 Tracy水火不容地大戰，但由現在看來，我都還覺得Lindbeck的神學立場有點寬鬆。所以我個人是傾向拿一些Milbank／RO來給後自由的堡壘貼磚砌牆，而不是更多往後現代或新自由神學靠攏。可能除了Hauerwas 和Tanner外，就比較接近 David Ford、Ben Quash、或Nicholas Adams的位置。
1) 實在論上的。Milbank認為Lindbeck的後自由神學有相對主義的危機。所以他主張更實在的實在論。（參George A. Lindbeck (2002), The church in a postliberal age, 2002, Buckley的導論; C. C. Pecknold (2005), Transforming Postliberal theology, p.166: “John Milbank has also brought a version of postliberalism (admittedly a version which is more French than Anglo-American) into conversation with Saint Augustine, but to very different effect. Milbank's postliberal Augustine is a “metanarrative realist”.）這點我比較同意Milbank。Lindbeck的傳統後自由神學有他時代性的任務，雖然他沒有反對形上學，可是也沒有建立更穩定的神學形上學。
2) 政治神學上的。Milbank認為教會已經取代了以色列。成為新以色列。後自由神學家不這麼認為。我們跟隨Barth。認為以色列還是上帝的以色列選民。過去她以預表教會的方式存在，如今在預表完成之後，她卻仍然是一個歷史、政治、物質、和神學上的族群現實。
3) Milbank 反對後自由的McIntyre 和Hauerwas 從 Aristotle的德行倫理重建基督教聖經神學倫理做法。他認為其中隱含的希臘競技／成長精神會導致戰爭而不是和平。這點我不贊同他。
Milbank擅長的是從二元對立（如現代、後現代）的分析中，做出第三條路。我認為在這麼做之時他的確常常忘我地自說自話，這是因為他的基督論和教會論的「層次」不夠明顯，往往只是在分析為之後描繪一種不存在於現實中的教會神學模型。這是我把他當作「廣義」後自由神學的極端或夥伴，而不會用他直接當基礎的原因。說他有二元辯證、威權傾向我都可以同意，不過如果要說他保守主義或虛無主義，我覺得有些個人立場的過度推論。
Milbank（和RO）的神學積極地和歐陸後馬克斯和後現代神學（Badiou, Taubes, Zizek, Agamben, Caputo, Levinas, Nancy等） 交戰對話，他是個精力無窮的人。這部份是沒什麼其他人沒在做的，非常有價值，故接觸吸收不可。（他如果只有在獨白而且欠缺溝通能力的話，是不會有這麼多一流的新左派哲學家、後現代神學家願意理他的。）
至於阿豹老師的立場，我個人沒有完全同意（這本書我只有借來翻閱過，自己沒買。但是從2001該書出版到現在，阿豹老師進化了，同時也要考慮90年代掀起RO運動的Milbank這十幾年來的進化…Milbank是非常強大的）。我覺得阿豹倒向芝大搞多元詮釋的David Tracy太多、不夠基督中心，以至於觀點中有不少遠離聖經神學的後現代味。事實上耶魯學派的 Lindbeck當年雖然跟芝加哥學派掌旗的 Tracy水火不容地大戰，但由現在看來，我都還覺得Lindbeck的神學立場有點寬鬆。所以我個人是傾向拿一些Milbank／RO來給後自由的堡壘貼磚砌牆，而不是更多往後現代或新自由神學靠攏。可能除了Hauerwas 和Tanner外，就比較接近 David Ford、Ben Quash、或Nicholas Adams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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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在這邊我會發展不同的觀點。由於Habermas是闡揚世俗理性或（後）現代性最力的當代哲學家（特別是我的老師採取的是Speech-Act Communication 的神學進路，在這諸多領域Habermas都是極為有建設性的對話夥伴或戰友），我認為這邊從評估Milbank會從他與Habermas交疊的部份著手會比較精準。
Edinburgh大學、 後自由陣營的N...icholas Adams 的 Habermas and Theology (2006) 一書，基本上就是耙梳這個思想工作，（如上一篇回覆最下方所說）我認為正代表我的立場。他在pp.218起提到 ，“Habermas is actually one of the most narrative-minded philosophers in the German tradition”。而對Milbank 來說，“encounter between traditions has as its goal a kind of contest, where each participant tries to out-narrate the other.” 他寫到：“But my case is rather that it [secular reason] is only a mytho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refuted, but only out-narrated, if we can persuade people – for reasons of ‘literary taste’ – that Christianity offers a much better story.” （c.f. 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 pp.1-6, 327-331, 427ff.）。從這個立場上，Habermas 的 Milbank 都著重在敘事和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角色。
但是Adams注意到Milbank繼續推展敘事的在地性（locality）、特殊性時，Habermas開始向外發展溝通的公共理性基礎和程序倫理（proced ural ethics）：“It is nonetheless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ey [Habermas and Milbank] are both more radical than MacIntyre in their attempts to develop a genuinely post-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truth-claims.” （Adams, 2006, p.220）。他認為在協商兩人的看法時，兩人必須各退一步。Habermas的倫理卡在康德和黑格爾之間（他假定了「傳統」的超驗性，而這件事本身是無法被任何傳統證明的），而且在轉進到聖經的閱讀和詮釋倫理時會出現不小的問題。Milbank則反應我先前說的，欠缺基督論和教會論的脈絡「層次」，太常做黑白分明的形上學切割而罔顧歷史現實。Habermas非常不喜歡使用「唯獨」這個字眼，但偏偏Milbank的二分法就是喜歡用「唯獨」這個字把話說死（p.222）
所以首先Adams 注意到Milbank的「唯獨」不是他思想的本質要項，只是一個壞習慣，而且反應了他的narrative 其實也非常argumentative。只要能小心過濾Milbank的修辭，其實他的內容有很多可用的東西： “One should therefore interpret Milbank’s exclusive claims about Christian theology as a generous invitation to members of other traditions to investigate their own histories to see whether they too might have resources for peaceful social theory. This is a stretch for the reader, but by no means an impossible one” （p.223）簡單來說，Adam提倡的是一個願意和解且願意用善意、耐心理解Milbank，以及呈現Milbank對外部神學理解方式的態度（基督的和平與和解同時也恰巧是Milbank神學的一個終極目標）。我在這一點跟隨Adams，因為我喜歡Bourdieu－Riceour－後自由傳統的大公精神和協商態度：能當朋友的就不要當敵人。（反之，《上帝、關係與言說》的戰鬥和批判意識太強，我覺得就是這點偏離了後自由精神，同時也是基督中心的立場不夠明確可能會有的毛病。這是一點。普林斯頓的後自由神學路線過去也同樣有激化對立的戰鬥傾向。上個月底剛舉辦完的Barth & Aquinas 研討會好不容易才邁出了繼續建設大公神學的重要里程碑。）
當然，在堅持傳統的殊異性、不可共量性時，90年的Milbank的神學存在封閉性的問題是很明顯的，Adams在 p.225指出這點，我讀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時第一時間就能感受到，我想曾慶豹老師當時的批判也是對的（而且說實在，這是個1984的Lindbeck也沒能跳脫的巢臼）。但是至少在我最近讀的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Slavoj Zizek & John Milbank, 2009）中，Milbank已經走出用narrative掩飾arugumentative的困境，學會用Barth的辯證手法開創新局了。而這並沒有減弱他對不可共量性的堅持。這是第二點。所以一直追蹤Milbank的神學體系發展，會得到很多幫助和啟發。
Edinburgh大學、 後自由陣營的N...icholas Adams 的 Habermas and Theology (2006) 一書，基本上就是耙梳這個思想工作，（如上一篇回覆最下方所說）我認為正代表我的立場。他在pp.218起提到 ，“Habermas is actually one of the most narrative-minded philosophers in the German tradition”。而對Milbank 來說，“encounter between traditions has as its goal a kind of contest, where each participant tries to out-narrate the other.” 他寫到：“But my case is rather that it [secular reason] is only a mytho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refuted, but only out-narrated, if we can persuade people – for reasons of ‘literary taste’ – that Christianity offers a much better story.” （c.f. 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 pp.1-6, 327-331, 427ff.）。從這個立場上，Habermas 的 Milbank 都著重在敘事和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角色。
但是Adams注意到Milbank繼續推展敘事的在地性（locality）、特殊性時，Habermas開始向外發展溝通的公共理性基礎和程序倫理（proced ural ethics）：“It is nonetheless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ey [Habermas and Milbank] are both more radical than MacIntyre in their attempts to develop a genuinely post-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truth-claims.” （Adams, 2006, p.220）。他認為在協商兩人的看法時，兩人必須各退一步。Habermas的倫理卡在康德和黑格爾之間（他假定了「傳統」的超驗性，而這件事本身是無法被任何傳統證明的），而且在轉進到聖經的閱讀和詮釋倫理時會出現不小的問題。Milbank則反應我先前說的，欠缺基督論和教會論的脈絡「層次」，太常做黑白分明的形上學切割而罔顧歷史現實。Habermas非常不喜歡使用「唯獨」這個字眼，但偏偏Milbank的二分法就是喜歡用「唯獨」這個字把話說死（p.222）
所以首先Adams 注意到Milbank的「唯獨」不是他思想的本質要項，只是一個壞習慣，而且反應了他的narrative 其實也非常argumentative。只要能小心過濾Milbank的修辭，其實他的內容有很多可用的東西： “One should therefore interpret Milbank’s exclusive claims about Christian theology as a generous invitation to members of other traditions to investigate their own histories to see whether they too might have resources for peaceful social theory. This is a stretch for the reader, but by no means an impossible one” （p.223）簡單來說，Adam提倡的是一個願意和解且願意用善意、耐心理解Milbank，以及呈現Milbank對外部神學理解方式的態度（基督的和平與和解同時也恰巧是Milbank神學的一個終極目標）。我在這一點跟隨Adams，因為我喜歡Bourdieu－Riceour－後自由傳統的大公精神和協商態度：能當朋友的就不要當敵人。（反之，《上帝、關係與言說》的戰鬥和批判意識太強，我覺得就是這點偏離了後自由精神，同時也是基督中心的立場不夠明確可能會有的毛病。這是一點。普林斯頓的後自由神學路線過去也同樣有激化對立的戰鬥傾向。上個月底剛舉辦完的Barth & Aquinas 研討會好不容易才邁出了繼續建設大公神學的重要里程碑。）
當然，在堅持傳統的殊異性、不可共量性時，90年的Milbank的神學存在封閉性的問題是很明顯的，Adams在 p.225指出這點，我讀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時第一時間就能感受到，我想曾慶豹老師當時的批判也是對的（而且說實在，這是個1984的Lindbeck也沒能跳脫的巢臼）。但是至少在我最近讀的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Slavoj Zizek & John Milbank, 2009）中，Milbank已經走出用narrative掩飾arugumentative的困境，學會用Barth的辯證手法開創新局了。而這並沒有減弱他對不可共量性的堅持。這是第二點。所以一直追蹤Milbank的神學體系發展，會得到很多幫助和啟發。
我不希望人們因為過度放大他早期思想體系的缺陷，就放棄去傾聽這個當代正統基督教神學最有活力的聲音之一。否則情況就好比Karl Barth 因為Van Til在大西洋彼岸隔空批判的關係，被美國人扎稻草人亂罵整整30多年。或Bonheoffer戰後二十多年來被解放神學家和自由神學家拿來百花齊放地支持自己的世俗化神學，或我過去因為聽信保守教會牧者的觀念，多年來誤解曾慶豹老師和中原大學的漢語神學（直到自己親自解開為止），都是非常不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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