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個星期週末出席了一系列的講座，這個題為《誰曾見過風？—大學/新知/知識人的社會責任》系列講座邀請了來自新加坡大學教授與研究學者余嚴軍博士（Dr Hanry Yu）擔任主講者。從余教授的演講中，可以看得出他在學術界的深厚經驗，以及他對當今高等教育之發展的關懷和努力。我可以說，余教授是一名謙虛和敬虔的基督徒，即使我並不十分認識他。從他的言論中，至少我個人是如此認為。在第一晚的《二十一世紀的大學趨勢》講座中，他深入淺出地帶出幾個重要的觀點：當今社會中的張力與挑戰（人口老化、失業率、經濟與個人價值的變化等）、當今大學排名的遊戲和影響、高等教育的目的、現代高等教育的內容、近代大學教育的主要傾向。
升學的領域選擇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議題，余教授在其中一個環節中也提到了一個與每一個年輕人息息相關的議題：升學的領域選擇。相信許多前來出席這個講座的年輕學生、在藉大學生、以及望子成龍的家長們都迫切關心的課題。我甚至敢大膽地說，就連教會講台都極少講論關於這方面的教導，反而這方面的工作卻交給了學校老師或社會裡的非營利組織。也許，我們認為我們所認識的《聖經》裡面並沒有談到關於升學的選擇這方面的教導。
然而，我認為余教授所提出的他個人對這方面的觀點至少讓我有一些的反思作用。對升學的領域選擇，我們應該根據什麼作為引導和基礎，尤其是對於基督徒來說。
首先，最為主流的看法：選擇在大學修讀什麼課程，乃基於市場的要求。相信這個看法並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因為這是多數人都傾向的觀點。我們會根據當今市場最需要什麼專業領域、市場上最熱門和受歡迎的行業、或者是最能夠賺大錢和高薪的工作領域，來判斷和決定我們所選擇修讀的科系。然而，對余教授而言，根據市場的需求來做決定是不巧當的，至少他個人認為市場是不斷在變化和難以抓摸的，而且最熱門的科系將會產生強烈的競爭力，這會帶來在就業機會上的不必要壓力。
除了“市場的需求”這個看法，也有看法認為根據個人的興趣（喜好）和才華來決定科系的選擇。在這方面的看法，余教授給予較正面的評價，因為興趣將促使一個人喜愛他所修讀的課程，在所修讀的領域中積極發掘更多的可能性，這種開放性將帶來創造性和革新性的可能。余教授也認為發現自身所擁有的才華或才能，是非常重要的。年輕人應該要努力去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的才華，發現自己的興趣。
“恩賜”作為考量的基礎
最後，余教授提出了一個聖經相關的觀念：恩賜（Spiritual Gift），或者屬靈恩賜。余教授認為，基督徒在選擇所修讀的科系上，應該根據自身的恩賜。基督徒時常會問：恩賜是什麼？某些較刻板的觀念認為，恩賜相等於本身的才華，甚至包括興趣。對非基督徒不同的是，這些是上帝賜予基督徒的。因此，教會在教導信徒關於“恩賜”這方面時，時常傾向於一種輔導式的教導，即如何確定你的恩賜是什麼。所以，你容易發現在許多教會中，都會進行什麼恩賜自我評估和調查（諷刺的是，表格裡已預先為信徒設定了一些被認為是“首要恩賜”的選項）。
興趣是恩賜嗎？才華是恩賜嗎？我會說，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我認為也許我們問錯了方向。也許我們應該問的是：恩賜的目的是什麼？余教授根據《聖經》的原則，簡單地解釋，恩賜是上帝所賜給每一個信徒的，為要服事教會、服事人群、服事社會：愛上帝，愛他人。這樣的恩賜觀點，是“愛”作為基礎的。這已清楚地闡明在使徒保羅的“恩賜”教導中。換句話，“恩賜”的基礎，乃是因著上帝恩典般的愛，在心中產生對上帝愛的回應，產生出一種願意透過本身的生命去服事上帝和人群的一種“基督精神”的態度。我對恩賜的觀點是，恩賜是一個“愛”的態度，這個態度包括捨己（放下自己）的犧牲。
具體地說，恩賜引導你去思考：你要如何透過你接受裝備的生命去服事上帝和他人、你要如何在你所選擇的專業領域中去造就社會、你要如何選擇一個能夠讓你有效地去服事上帝的管道、你期待成為一個怎樣的“知識分子”，好讓你能夠在上帝國度的擴展事業上服事、你本身對於這上帝國度的關懷是什麼，以至於你甚至願意放下本身的利益、喜好和才幹而進入另一個你完全陌生的領域中服事上帝。嚴格來說，這樣的思維，只有那些願意對本身生命進行嚴肅思考的信徒才有可能。因此，你在選擇科系的決定上，並不是根據度將來工作和事業的前途、財富擁有的可能、名利地位的追求、個人的喜好和興趣、市場上受歡迎和重視的行業這些考量，而是根據你對上帝國度的那份願意委身於其中的態度和信念。我想遺憾地說，當今的許多教會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一種“以上帝國度為考量”的恩賜觀點，以至於在引導年輕信徒上依然根據世俗的消費市場的觀點做決定。這確實是當今教會的其中一個影響長遠的失敗。
大學，或者高等教育學府的原本意義，從來都不是基於“滿足工作市場的需要”訓練大學生成為社會市場所需要的工作者或職場工具，而是培育一群具備思考能力和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我認為這樣的“知識分子”觀點與基督教信仰的“恩賜”教義在某程度上是有同一的方向。社會需要重新問自己：我們的“知識分子”是否還是一群有理想、理念、關懷人類將來命運，甚至作為社會良知的自願份子嗎？
結語
最後，以鮑曼（Zygmunt Bauman）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作為結語：
“知識分子”一詞只是在表面上試圖成為一個描述性範疇，其實，對它的外延，它並沒有劃定一個客觀的邊界，也沒有預定界限的存在，不過，它確實把一個泉源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發現並徵召那些自願的應徵者。通過喚起人們的關懷、忠誠和促發自我闡明的活動，使得專家們和藝術家們，從某一領域的權威成為知識者團體的政治、道德和審美的集體權威，“知識分子”這個範疇實際上是通過這種方法努力創造著它的所指。“知識分子”一詞意味著一種廣泛而開放的邀請——邀請人們加入這一種全球性的社會實踐中。因此，問“誰是知識分子”，而且期待著一套具有客觀標準的回答，或者更進一步地要求哪一些人是知識分子，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意向性意義在於，超越對自身所屬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懷，參與到對真理（truth）、判斷（judgement）和時代之趣味（taste）等這樣一些全球性問題的探討中來。是否決定參與到這種特定的實踐模式中，永遠是判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尺度。
——《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Legislators & Interpreters）
余德林博士在FB的回應：
ReplyDelete如果生命是短暂的，值得珍惜，如果既得利益者 - 尤其是国家自管理技术集团 - 的任意安排并不具备终极意义，又如果人这个主体不愿意成为被安排却遭遇不测、而沦落为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 - who has decidedly dumped you, by the way?), 那么，任何有知识良知的个体，或教会有识之士就要积极地领导人们一起觉醒，进而采取积极行动，积极做生涯规划。这是刻不容缓的决策(且始终记得“决策延误比贪污更严重”)。
但对于长期习惯生活在任其性，对生命学习不需要咨询，学习不相信导师计划，不理解“告知百姓者”严重缺货的环境，支配者始终对宿命论者、愿意接受安排者有无限宰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它不会停止，它自身的利益让它不能停止。故与其把注意力放在仍旧盲从学习(随便选课，随便毕业)的人身上，不如先从一些历史事例学到智慧，让这些特殊语境提醒少数人。不过，到最后，每个人还是要交账的，不是吗？无论自认为自己只有五千，两千，还是只有一千。
1.教育时期的教育制度，只是为政治和经济目服务的教育。例如，在军管社会如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台湾，教育是没有主体性的，它只是服务政治的工具： 管理术集团或执政者要看到的只是经济生产工具和满足政治目的。教育只是替政治提举裙角的婢女。如此教育是为创造经济技工(techne)以及反攻大陆的政治人才而存在的。这是个人意志无限放大、 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结果，直到1980后半页，台湾才从来自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梦醒。
2. 相信宿命、接受安排？ 除了经济目的，也要对存心制造脑笼的社会工程 - 无论是以宗教为轴心的社会工程或者如上述所提到的塑造婢女的观点 - 有高度的觉醒。
3. 关于”恩赐“，余教授是从教会生活尝试解释人作为受造者，他一切才干是一种giftedness (反面：wastefulness)。 学习、教育是为了促进、发展、发现、开发人的才干，以至于让人看到卓越，而不沦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功能、可废弃的人类垃圾，如此废弃生命就是在掠夺giftedness的强盗行为。余教授的解说是适时的。
4. 作为生活在宗教社会、社会工程密布的少数人中的少数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自己先有问题意识(e.g. What is the issue? What is at stake?)，然后积极回应来得重要呢？即使明白了问题，那么自己有什么学习的替代方案？又准备付上什么具体的代价、成本呢？还能鼓舞自己和别人继续地”吃大锅饭”吗？还能继续纵容自己用消费别人之付出的心态来对待活动和学习吗？能深沉地进入“不免费提供”的四年的”地上、地下”吗？ 为何不？
知识份子任，关心的并不是顾好自己的专业而已，这样的人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收编而最后shut up。知识份子有对着苍生的胸襟！用杜甫的话来说，那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 这种果敢，不也是一种恩宠？Gifte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