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天，我第一次參與了“關愛蘇丹街文化古蹟”的公民活動：茨廠社區Gotong-Royong日。這個初體驗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我一直以來較少關注蘇丹街面臨被徵地的課題，也沒積極地參與過去所舉辦的許多活動和集會。雖然這次的參與是臨時決定的，但我卻很開心可以與一群熱愛社區的朋友們一起為這個文化古蹟社區獻上一份力量。
茨廠街這社區確實給予人們一種很複雜的感覺，甚至有些人會認為沒有安全感。我在新加坡居住有好幾年，已習慣了整齊的城市規劃、乾淨的環境、讓人感到安全的生活。雖然如此，我每一次回到吉隆坡時，我都會嘗試去觀看這城市，心中偶爾會有這樣的一種感受：這是我成長的國家。過去我時常會拿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做比較，認為我的國家是亂糟糟的、不乾淨的，到處都是垃圾的，公共設施被破壞和塗鴉的。我覺得這是一個不美麗的國家。那天的大掃除，我依然可看見這些不干淨的現象，看見周圍許多的垃圾和廢物，但心裡面卻沒有絲毫厭惡的感覺。
《Negarakuku》裡唱道：“我愛我的國家，有國才有家，有家才有我”。我愛我的國家，並不是因為有了國家才有了我，而是這國家有著我成長的回憶，有著我與人民共同集體的命運，有著一種說不出但彼此聯繫在一起的人民情誼。愛，並不是將愛的對象給理想化。同樣地，愛國也不是將國家給理想化，嘗試去將我們的國家變成我們理想中的樣子。愛，也包括願意去接受愛的對象的所有失敗、不完美、醜陋、不干淨、不可愛的地方。愛，乃是在對方的不完美中看到美麗，這是我愛國家的方式和心態。我接納我國家不美麗的樣子，我愛我國家不完美的樣子，同樣的，我也一樣愛馬來西亞的垃圾。
當天在進行大掃除的時候，偶爾會與身邊的參與者一起聊天。我記得當時有位朋友如此表達她的無奈：我們如此辛苦了整個早上打掃這個街區，但也許隔一天這個街區又會回到它那醜陋和污穢的原貌。我可以明白到這樣的無奈感是一種真實的感受，因為一個大掃除並不能夠改變這個街區的原貌，最多只是暫時為它打扮乾淨一陣子。這裡的許多人，尤其是許多外勞工作者，他們未必會感覺自己有責任需要去維護這地方的乾淨。我記得有位路人嘲笑我們，認為我們正在幹著一項無聊和沒意義的工作，因為他認為這社區的“骯髒”面貌，是無法被改變的，這就是這個社區的現實。我們的大掃除努力只不過是白費工夫而已。
在活動結束的時候，我記得向勤弟兄如此對我說：我們要努力地將這地方變得更加乾淨，因為有了乾淨的地方，就會讓人有種安全的感覺，尤其是來到這裡觀光的遊客。他的話語似乎在暗示著“乾淨”與“安全”（治安）有息息相關的一種關聯性。
我記得曾讀過美國一間著名大學心理學家所進行的一項實驗：將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一輛停在中產階級社區，另一輛則停在罪案率高的貧民區。停在貧民區的那輛，他把車牌摘掉，車頂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一個星期後也“無人問津”。過後，這位心理學家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一個大洞。結果，不到幾個小時就不翼而飛了。以這個實驗為基礎，犯罪學家提出了一個叫做“破窗效應”的理論：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座建築物的玻璃窗，而這扇窗子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會受到一種“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破更多的窗子。久而久之，這些破窗就給人造成一種“無政府”的感覺。而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下，犯罪就會慢慢滋生、壯大，由異數變成了一種常態。
新加坡是個非常注重環境清潔的國家。你在新加坡，到處可以輕易找到垃圾桶，將垃圾和廢物丟進裡頭；但為什麼在馬來西亞的城市裡，雖然可以輕易找到垃圾桶，但為什麼人們還是選擇不願丟進垃圾桶裡，而是到處隨意亂扔在地上或溝渠裡？也許上述的實驗可以給予我們這樣的一個信息：我們的社區是否也經常給予了人們這種“暗示性的縱容”？比方說：在一個一塵不染的地方，人們會不好意思隨意亂扔垃圾；但若某地方垃圾到處隨處可見，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亂丟垃圾，並絲毫不會感到有任何羞愧。
或許我們未必可以確保每一個人都不隨意亂丟垃圾或者保護環境的整潔，但至少我們可以盡力去營造一種氛圍，讓身處在這社區的人們感受到它的優美和乾淨，以至於人們會因為道德和良心的緣故而不好意思隨意破壞這地方的優美。我相信大掃除的更深意義就在於此。大掃除是一個需要一直繼續持續下去的精神，這並不在於它是否能夠如何改變這個社區的環境整潔，而更在於它如何改變和轉化生活在這個社區的人們的思維和心態，這就是一種具有長遠性影響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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