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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處死於煽動罪名下的政治犯耶穌?

      這幾天再次翻看《馬可福音》,專注在耶穌受難的事跡時,也發現耶穌被處死的政治性一面。馬來西亞政府這兩個月裡以煽動法令逮捕了許多「政治犯」,這也讓我在閱讀馬可福音時一直湧出了無奈的感觸,不禁地問:耶穌也是被政權處死的政治犯? 關於拿撒勒人耶穌的歷史,有一點可以很確定的:耶穌是在企圖煽動羅馬政府的罪名下被處死,這可以輕易從耶穌被處死的方式看出:被釘死在十字架。這是羅馬政權如何處置那些企圖推翻和反抗羅馬政府的一種殘酷方式,作為嚴厲的警告。 四福音如何記載耶穌的受難和被處死的經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不是為了傳福音的用途,而是「重新」記載和推翻這段歷史。我相信耶穌在這罪名下被羅馬政權判死的「事實」對當時早期的基督教來說是件蠻「尷尬」的事:他們的創辦人因試圖推翻政府而被處死。那些跟隨他的人也肯定被羅馬認為是一群反政府的政治組織。 我們要嘗試想像對當時住在猶太的大眾來說,當時的他們並沒有我們現在手上的福音書可以參考。他們對耶穌那段被處死的歷史只能按照當時所看見的處刑方式:被釘十字架。就如今天當我們看到某些人被判死刑,大概猜到這位囚犯的可能罪名。十字架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因為猶太的律法傳統裡是沒有釘十字架這種刑罰。 對於當時的基督教來說,最要緊的乃是重新詮釋這個歷史事跡,即「耶穌死於政治犯」這事實。馬可福音作為最早的福音書記載,可以看得出馬可在敘事耶穌受難受死的過程所企圖重新推翻這段歷史的主流詮釋:耶穌並不是個企圖推翻羅馬的政治犯。 可能有些人也會跟我有這樣的疑問:耶穌死後那段幾十年的時間,為何沒有一個耶穌的跟隨者,甚至耶穌本身的門徒記載耶穌的事跡,直到大約六七十年後的馬可寫了第一本的福音書?若從當時可能的政治情況去理解的話,也許任何一個嘗試推翻這事實(耶穌是政治叛徒)的記載將會面對羅馬政權的對付,恐怕與耶穌同樣的下場。相信馬可福音的記載主要是為了當時的基督徒內部群體,而非傳福音的用途。 我們可以再想像一點:當時被羅馬統治的猶太人中,也有一群反抗者(耶穌的門徒中也有一個),除了耶和華上帝,他們堅決不服從於任何權柄,因此他們採取政治性的抗爭,試圖用暴力對抗羅馬政權。當時被處死於十字架的幾乎都是這些反抗者,十字架暗示著這些反抗羅馬政權者的最終下場。所以,當時的基督徒若重述耶穌之死時所可能想到的畫面:與那些反抗羅馬者的下場一樣。 那麼,耶穌的哪個行為或言語給他帶來了這項煽動罪名?這裡我們必須清楚一點:煽動罪名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說對政府和國家帶來安全穩定問題,比如煽動人民對抗政府(我不清楚馬來西亞總警長以煽動法令所逮捕的上百個「煽動者」是否真的帶給國家安全問題)。按照路加福音的記載,他們把耶穌帶到羅馬高官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當來到彼拉多面前,這些祭司長需要找出有關政治性的罪名來控告耶穌,因此耶穌被控告:誘惑人民禁止納稅給羅馬政府,並宣告他是「基督」,即彌賽亞(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彌賽亞是即將來到的王,帶領猶太人脫離羅馬的統治,打倒羅馬政權)。耶穌十字架上的罪名牌子:猶太人的王。 若你有留意耶穌被審問的過程邏輯細節,(跟我們的總警長和政府很相似),你會發現那些猶太領袖對耶穌的控告罪名是不一致的。在他們首先審問耶穌時所用的罪名是宗教性的「褻瀆上帝」(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而當來到彼拉多面前時卻用政治性罪名(誘惑人民不納稅給凱撒)。 那些想把耶穌置於死地的宗教領袖,其最終目的是想辦法將耶穌弄上政治刑罰,用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罪名將耶穌除去。在猶太的律法裡,宗教性罪名的死刑方式:用石頭丟死罪犯,比如那些犯姦淫或說了褻瀆耶和華的話的罪犯(相信這對馬來西亞人將會不陌生,尤其最近爭議性的伊斯蘭刑事法)。馬可的敘事方式企圖淡化了耶穌是政治犯的描述,而明顯看得出他將重點轉移到「那些想陷害耶穌的猶太宗教領袖」,這尤其可以從「彼拉多找不出耶穌有罪」看出來。彼拉多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相信這段記載也可能間接地帶來「猶太人上幾世紀中被屠殺」的噩運) 我個人認為:馬可所關心的主要是將耶穌之死的最終責任帶回到那群猶太領袖身上,而不是羅馬政權。你不難發現馬可記載中許多關於「那班人想要陷害耶穌,套耶穌的言論來抓他的把柄」的暗示。耶穌所傳揚和活出的天國福音,嚴重地挑戰和打擊了那群猶太領袖的利益,群眾越擁戴和聽從耶穌,他們越覺得自身的地位受威脅。 馬可也企圖在耶穌受死的故事最後中帶出這樣的意圖:那些猶太領袖嘲笑將死的耶穌,而羅馬的百夫長卻看見「這真是上帝的兒子」。透過馬可的記載,至少對當時在羅馬的基督教來說是種安慰和鼓勵,耶穌的死,不是因為政治罪名,連彼拉多都認為耶穌是無罪的而企圖救他,而真正的推手是猶太領袖。 比起猶太領袖,福音書的記載似乎較少談到耶穌對羅馬政權的看法,也許有人會問:耶穌是否贊同反抗羅馬政權?而彼拉多正是要弄清楚這個問題。 當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審訊時,彼拉多嘗試從政治角度去審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的回答是清楚和關鍵性的。「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彼拉多應該是明白這話的涵義,因此他才會繼續問道:「這樣,你是王嗎?」彼拉多明白耶穌的回答並不是否認他是王,而是否認他的國度是來自這世界的國度。耶穌所體現的國度不像是羅馬的國度,不像這世界的其他任何國度;耶穌的國度乃是一種超越羅馬的國度,超越一切世俗政權的國度。 這樣的國度治理方式已回答了為何耶穌被拒絕和最終被害。雖然耶穌國度的政治被拒絕,甚至被不公義的政治而打壓,然而上帝是信實和公義的。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正是這個復活的意義,讓委身於基督國度的跟隨者能夠有能力去活出天國的生命。我們需要思考一點:若耶穌是按照世俗國度的方式,他是不會被拒絕和受難。面對暴力的侵害,耶穌選擇了受苦;面對敵人的攻擊,耶穌選擇了寬恕。這看似不合理不受世界歡迎的方式,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已向我們展示的生命。 若基督因著他所體現的天國方式而被拒絕和受逼迫,那麼,我們不難了解,當教會選擇忠於這位基督時,他必然發現自己因著基督而受逼迫和被攻擊。這正是耶穌所宣揚的天國福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當我們發現今天的教會活在安逸和免受逼迫拒絕時,這是否值得我們好好再次反思:教會是否正活出基督天國的福音? 在那之前的巴勒斯坦只有兩種猶太人:一種心態上臣服羅馬,一種想著推翻羅馬。但那位來自加利利的耶穌,卻帶出了裂天而降的第三種聲音:超越羅馬,而超越羅馬,非屬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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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ctober 2013
Isaac Goh 加恩

從Bonhoeffer與Arendt反思「愚蠢」與「獨立思考」

今天再次拿起已故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希望好好重讀這本一直帶給我感動和啟發的書信寫作,盼望每一次的閱讀都會帶給我在心靈深處的反思,以及更加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信仰,並透過這樣的反思重新找到對待信仰的認真動力。

今天讀到書中的一段篇幅“關於愚蠢”,讓我驚訝潘霍華對人性和社會性的洞察力。我相信沒有多少傳道人敢於如此分享這樣的信息,甚至深入地思想過這樣的問題。我們經常認為“惡意”或是“邪惡”是最可怕的,但潘霍華指出說,比起“惡意”,“愚蠢”反而是更可怕和難以對付的。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惡意...,然而面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而且(蠢人)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

對潘霍華來說,愚蠢與智力無關,而是與道德有關。這樣的道德問題是一種靈性上的問題。對我個人而言,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是一種心靈上的問題。這不是智力的問題,更多是態度的問題。尤其在當今資訊氾濫的網絡時代,每一天面對著面子書上的各種大小資訊的轟炸,我們以為自己因此變得更聰明和有智慧。然而事實是,即使每天接觸許多訊息,但大部份的人平時是不思考,只是累積知識和資訊。我們並沒有深入地思考,只是做簡單的分類,無法擁有更細膩的觀察和情感上的體驗。比如說,當談到同性戀課題時,許多基督徒就只會做簡單的分類:同性戀是否有罪?同性戀應該合法化嗎?同性戀是不是正常?

快速的社群網絡世界並沒把我們變得更加聰明和擁有更好的思考能力,反而使我們變得越來越膚淺,越來越沒有耐心,越來越無法安靜做思考和分析。“贊”和“分享”的快感取代了我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因此潘霍華在以下的段落指出,愚蠢不是天生的,而是養成的。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中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群居或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任何暴力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還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發作。...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是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

...尤其是在與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與他本人談話,不可能與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與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會到達的了,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惡。...我們的統治者就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

潘霍華認為,比起個人的心理,群體心理更導致愚蠢的普遍性。

猶太裔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提出一個叫做「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政治理論。一般人都認為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傷害是由希特勒一人所造成,但漢娜鄂蘭認為,納粹黨中為數眾多「盡忠職守」執行屠殺納令的黨員們,他們良知不分只懂得聽命行事的態度,其實才是「平庸的邪惡」。她的名言:“拒絕思考,讓一般人犯下巨大惡行。”當一個失去獨立思考的人,也許在不知不覺中無意地參與「平庸的邪惡」。

平庸的邪惡源自與缺乏思考能力。殺死耶穌的兵丁、巫統的跟隨者、屠殺猶太人的納粹黨員,歷史上許多的浩劫更多是出於缺乏獨立思考,而不是完全出於惡意。因此,最可怕的不是來自上級的邪惡,而是許多大眾在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而無意中參與“平庸的邪惡”。若沒有大眾群體的參與,上級的邪惡作為是難以實現的。說到“平庸的邪惡”我想起耶穌在受難時的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可是,要克服愚蠢並不容易,潘霍華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社會性的觀察:群體心理作用。面子書上普遍的“圍攻”現象,以及“他想要紅我們就讓他紅”的群體行為,無形中造就了愚蠢的出現,形成了一種“平庸的邪惡”,或是平庸的暴力。為了得到所屬的團體或社群的認同和心理上的歸屬感,我們經常選擇妥協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批判性的質疑態度。

說到“群體心理”,我經常會以“國王的新衣”故事做比喻。當國王沒穿著衣服地遊行在街上,並沒有一個群眾敢說出真實的看見。這並不是由於他們害怕國王不高興,他們甚至也沒有去質疑或探問身邊的人,反而只是一味地跟隨大眾群體的反應自欺欺人。他們的問題乃是“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見那件新衣。”所有的群眾根本沒有人想要承認自己是愚蠢而看不見,結果他們最終赤裸裸地表現了自己的愚蠢。今天在教會裡,當基督徒發現有問題時,或是對某些事物產生質疑時,我們是否敢於去批判,或者認為既然沒有人質疑或發問,那也許是我自己的問題。我們都喜歡跟從多數人,更不敢於承認自己是不足於他人。這就是我們“愚蠢的驕傲”。

獨立思考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你發現身旁的朋友都反對你獨立思考,一直想要說服你變成和大家一樣,那不如就換一批吧。有時候,我們需要一種抗民(好像新教的Protestant),不隨意盲目服從權力體制和社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體制和管理機制

漢娜鄂蘭認為,思考便是等同于做判斷,分別善惡對錯,而這有時候需要我們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敢於獨立思考、願意負責和勇於質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的立場思考問題所在。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

對於解決愚蠢,潘霍華回到基督信仰的救贖論:

“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
...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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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ery good article, can i forward it / share it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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