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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處死於煽動罪名下的政治犯耶穌?

      這幾天再次翻看《馬可福音》,專注在耶穌受難的事跡時,也發現耶穌被處死的政治性一面。馬來西亞政府這兩個月裡以煽動法令逮捕了許多「政治犯」,這也讓我在閱讀馬可福音時一直湧出了無奈的感觸,不禁地問:耶穌也是被政權處死的政治犯? 關於拿撒勒人耶穌的歷史,有一點可以很確定的:耶穌是在企圖煽動羅馬政府的罪名下被處死,這可以輕易從耶穌被處死的方式看出:被釘死在十字架。這是羅馬政權如何處置那些企圖推翻和反抗羅馬政府的一種殘酷方式,作為嚴厲的警告。 四福音如何記載耶穌的受難和被處死的經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不是為了傳福音的用途,而是「重新」記載和推翻這段歷史。我相信耶穌在這罪名下被羅馬政權判死的「事實」對當時早期的基督教來說是件蠻「尷尬」的事:他們的創辦人因試圖推翻政府而被處死。那些跟隨他的人也肯定被羅馬認為是一群反政府的政治組織。 我們要嘗試想像對當時住在猶太的大眾來說,當時的他們並沒有我們現在手上的福音書可以參考。他們對耶穌那段被處死的歷史只能按照當時所看見的處刑方式:被釘十字架。就如今天當我們看到某些人被判死刑,大概猜到這位囚犯的可能罪名。十字架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因為猶太的律法傳統裡是沒有釘十字架這種刑罰。 對於當時的基督教來說,最要緊的乃是重新詮釋這個歷史事跡,即「耶穌死於政治犯」這事實。馬可福音作為最早的福音書記載,可以看得出馬可在敘事耶穌受難受死的過程所企圖重新推翻這段歷史的主流詮釋:耶穌並不是個企圖推翻羅馬的政治犯。 可能有些人也會跟我有這樣的疑問:耶穌死後那段幾十年的時間,為何沒有一個耶穌的跟隨者,甚至耶穌本身的門徒記載耶穌的事跡,直到大約六七十年後的馬可寫了第一本的福音書?若從當時可能的政治情況去理解的話,也許任何一個嘗試推翻這事實(耶穌是政治叛徒)的記載將會面對羅馬政權的對付,恐怕與耶穌同樣的下場。相信馬可福音的記載主要是為了當時的基督徒內部群體,而非傳福音的用途。 我們可以再想像一點:當時被羅馬統治的猶太人中,也有一群反抗者(耶穌的門徒中也有一個),除了耶和華上帝,他們堅決不服從於任何權柄,因此他們採取政治性的抗爭,試圖用暴力對抗羅馬政權。當時被處死於十字架的幾乎都是這些反抗者,十字架暗示著這些反抗羅馬政權者的最終下場。所以,當時的基督徒若重述耶穌之死時所可能想到的畫面:與那些反抗羅馬者的下場一樣。 那麼,耶穌的哪個行為或言語給他帶來了這項煽動罪名?這裡我們必須清楚一點:煽動罪名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說對政府和國家帶來安全穩定問題,比如煽動人民對抗政府(我不清楚馬來西亞總警長以煽動法令所逮捕的上百個「煽動者」是否真的帶給國家安全問題)。按照路加福音的記載,他們把耶穌帶到羅馬高官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當來到彼拉多面前,這些祭司長需要找出有關政治性的罪名來控告耶穌,因此耶穌被控告:誘惑人民禁止納稅給羅馬政府,並宣告他是「基督」,即彌賽亞(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彌賽亞是即將來到的王,帶領猶太人脫離羅馬的統治,打倒羅馬政權)。耶穌十字架上的罪名牌子:猶太人的王。 若你有留意耶穌被審問的過程邏輯細節,(跟我們的總警長和政府很相似),你會發現那些猶太領袖對耶穌的控告罪名是不一致的。在他們首先審問耶穌時所用的罪名是宗教性的「褻瀆上帝」(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而當來到彼拉多面前時卻用政治性罪名(誘惑人民不納稅給凱撒)。 那些想把耶穌置於死地的宗教領袖,其最終目的是想辦法將耶穌弄上政治刑罰,用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罪名將耶穌除去。在猶太的律法裡,宗教性罪名的死刑方式:用石頭丟死罪犯,比如那些犯姦淫或說了褻瀆耶和華的話的罪犯(相信這對馬來西亞人將會不陌生,尤其最近爭議性的伊斯蘭刑事法)。馬可的敘事方式企圖淡化了耶穌是政治犯的描述,而明顯看得出他將重點轉移到「那些想陷害耶穌的猶太宗教領袖」,這尤其可以從「彼拉多找不出耶穌有罪」看出來。彼拉多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相信這段記載也可能間接地帶來「猶太人上幾世紀中被屠殺」的噩運) 我個人認為:馬可所關心的主要是將耶穌之死的最終責任帶回到那群猶太領袖身上,而不是羅馬政權。你不難發現馬可記載中許多關於「那班人想要陷害耶穌,套耶穌的言論來抓他的把柄」的暗示。耶穌所傳揚和活出的天國福音,嚴重地挑戰和打擊了那群猶太領袖的利益,群眾越擁戴和聽從耶穌,他們越覺得自身的地位受威脅。 馬可也企圖在耶穌受死的故事最後中帶出這樣的意圖:那些猶太領袖嘲笑將死的耶穌,而羅馬的百夫長卻看見「這真是上帝的兒子」。透過馬可的記載,至少對當時在羅馬的基督教來說是種安慰和鼓勵,耶穌的死,不是因為政治罪名,連彼拉多都認為耶穌是無罪的而企圖救他,而真正的推手是猶太領袖。 比起猶太領袖,福音書的記載似乎較少談到耶穌對羅馬政權的看法,也許有人會問:耶穌是否贊同反抗羅馬政權?而彼拉多正是要弄清楚這個問題。 當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審訊時,彼拉多嘗試從政治角度去審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的回答是清楚和關鍵性的。「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彼拉多應該是明白這話的涵義,因此他才會繼續問道:「這樣,你是王嗎?」彼拉多明白耶穌的回答並不是否認他是王,而是否認他的國度是來自這世界的國度。耶穌所體現的國度不像是羅馬的國度,不像這世界的其他任何國度;耶穌的國度乃是一種超越羅馬的國度,超越一切世俗政權的國度。 這樣的國度治理方式已回答了為何耶穌被拒絕和最終被害。雖然耶穌國度的政治被拒絕,甚至被不公義的政治而打壓,然而上帝是信實和公義的。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正是這個復活的意義,讓委身於基督國度的跟隨者能夠有能力去活出天國的生命。我們需要思考一點:若耶穌是按照世俗國度的方式,他是不會被拒絕和受難。面對暴力的侵害,耶穌選擇了受苦;面對敵人的攻擊,耶穌選擇了寬恕。這看似不合理不受世界歡迎的方式,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已向我們展示的生命。 若基督因著他所體現的天國方式而被拒絕和受逼迫,那麼,我們不難了解,當教會選擇忠於這位基督時,他必然發現自己因著基督而受逼迫和被攻擊。這正是耶穌所宣揚的天國福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當我們發現今天的教會活在安逸和免受逼迫拒絕時,這是否值得我們好好再次反思:教會是否正活出基督天國的福音? 在那之前的巴勒斯坦只有兩種猶太人:一種心態上臣服羅馬,一種想著推翻羅馬。但那位來自加利利的耶穌,卻帶出了裂天而降的第三種聲音:超越羅馬,而超越羅馬,非屬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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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uly 2011
Isaac Goh 加恩

【文摘】Graham Ward:神學性導論

Graham Ward的《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一書中,如中文標題所顯示,分為世界教會上下部分。世界部分主要探討和分析有關當下後現代性的西方之文化處境:後民主(Post-democracy)、全球化(Globalization)、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以及後世俗(Post-secularity)即宗教的新可見性。對於上述這些西方後現代性的文化和現象,Graham Ward的分析和見解有別於一般傳統上的觀點。從英文書名的副標題後物質主義名詞,可以看得出這是Graham Ward在這本神學著作研究中的社會學進路。換言之,嘗試從後物質主義這個社會學文化框架裡去探討這些後現代性的文化產物。對於Graham Ward來說,門徒政治性的實踐,乃基於保羅在《以弗所書六:12》所談論的基督徒與掌權者的爭戰。因此,基督門徒有必要擁有辨識和區分時代文化中的真偽者的能力,如上述所提出的一些值得關注的西方後現代性文化處境,也以神話來形容這些有生命的“準信仰”。

在第四章《神學的導論》裡[1]Graham Ward提出了基督門徒在當今世俗主義進步下的後現代社會所需要面對和爭戰的敵人,也是他在前三篇世界部分所提及的:去政治化(de-politicalization)、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再神話化re-sacralization(宗教商品化)commofification of religion

首先是“去政治化”,當我們朝向娛樂、消遣與表層美學之世界轉移時。接著有“去物質化”,當我們朝向愈來愈普及的虛擬實境轉動時,它促進了某種對於生產成本的健忘。而這緊密相關於氾濫的、所有貨品及價值的商品化,……這三種潮流與一種獨斷的世俗主義有關。[2]
對於上述所提及的議題,Graham Ward所主張的辨識不在於對商品化的抵抗,而其實是反抗一種對物質主義的化約。Graham Ward認為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是有助益的,但是它需要被深化和紮根於一種神學和形上學,以至於能夠超越被經濟資本所左右的消費選擇性的市場之潮流。從Graham Ward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正主張一種基督門徒所需要活出的激進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radical post-material value)。[3] 以下我將用簡短的篇幅來探討有關後物質主義的一些基本概念:

後物質主義的概念,主要創自於美國社會學家Ronald Inglehart此社會學理論乃是根據他在1970年代開始的社會學考察,主要研究財富累積對(西方社會)人們所持有的價值觀的影響。他的後物質主義理論:當人們不再處於一種在經濟上的不穩定狀態,離開了生存的基本需要的價值觀(如物質經濟和人身安全)所支配的狀態,人們的價值觀就會慢慢地改變,而他們現在所注重的價值觀,乃是生活品質為導向(quality-of-living oriented)的價值觀(如基本人權、個人自由、社群、性別平等、民主、自由言論、公民權、美感滿足、環保等)。[4] 簡單來說,後物質主義是一種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從強調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轉變至強調一組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

這樣的轉變乃是關聯於西方全球化所創造的富裕狀態。今天的人們不但飽足和富裕,而是處於一種過剩的狀態。然而,後物質主義並不意味著反消費主義,或是新的禁慾主義,而是建基在在全球化影響下的新資本主義之上。因此,Ronald 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與消費者選擇是息息相關的。[5] 他認為未來的社會將會慢慢走向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這可以從他理論的研究觀察中看到:越來越多年輕的一代傾向於抱持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這有可能是基於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所提倡的,乃偏向一種屬於社會道德倫理範疇和領域的價值觀。

當社會正在朝向後物質主義的當兒,Graham Ward主張的基督門徒的政治性,乃是邁向深化一種後物質主義的公共領域之神學信仰的實踐,這明顯地顯示於其英文著作的標題“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我認為,這是他意識到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對基督教信仰實踐上提供了一個優勢的公共性平台:人們開始關注社會性的道德倫理,以及公共性領域的議題。而他主張的,是一種更加激進的後物質主義,由對神學與形上學的理解而發展出來的後物質主義

我(Graham Ward)在這個研究中想追求的是去深化後物質主義公民權,這後物質主義公民權現在是變化無常的(受經濟繁榮的起伏支配),而且是一種消費者選擇之事。我想要去給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提供一個形上學與神學。[6]
讓我們回到第四章《神學的導論》裡所探討的關於基督門徒的政治。我們不難發現,Graham Ward的神學觀點依舊採取一種屬於激進正統Radical Orthodoxy)的神學進路。[7] 因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他對門徒的政治性的神學性論述,進一步地了解其政治神學的基礎和方法:

基督教門徒的政治首先是關於去揭露現行神話學的神學及形上學根據,以及揭示出它們現行的世俗化形式的扭曲與顛倒。然後我們需要去將基督教傳統重讀重寫回當代文化中。……這不是單只由專業神學家來做。我將論證出,這批判性建構性的活動關涉到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微觀(個體)政治、以及對於在基督之中的真理之公共見證。我們去讀、去寫,不只是用我們的眼、心以及筆記型電腦,而且是用我們身體的每一個姿態與肌肉的屈曲。我們在每種社會以及文化的從事中實行基督教福音,而在這些實行中,我們深化一種充滿希望的、朝向後物質主義的潮流,並且擴大宗教在精心製作出新的政治、社會、文化特徵中所能扮演的角色。[8]
從上述的論述中,我認為有主要的兩點是作為政治性的基督門徒所需要的能力:解讀世俗化世界,以及(重新)解讀基督教會傳統經典坦白說,這是一件不簡單的任務,因為基督門徒不僅需要對世俗化世界的種種文化現象(當今教會和基督徒都盡可能避免投入和涉及世界的世俗性)有敏銳和批判性的辨識和解讀能力,而且也需要能夠重新深入(重讀和重寫)基督教傳統教義裡的重要和寶貴資源,並如何創造出一種以(古老)基督教經典的重新解讀,重寫回(現代)當代文化中的政治神學實踐之可能性。Graham Ward也提出了一個當今現實問題:即成長於二戰之後的世俗化公眾,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神學教育,這導致他們無法閱讀和批判他們所接觸到的宗教素材(如基督教傳統經典)。在這樣的前提下,基督教有必要去重教重讀以及重寫基督教傳統,相信這也是激進正統神學極力去推動的工作。

最後,Graham Ward認為真正的政治神學只能始於末世論Eschatology),因為末世論乃是基於一種在歷史中行動的上帝的神學主張,而在歷史中行動的上帝是政治性的。換句話說,Graham Ward的門徒的政治,乃是一種以末世論為開啟的政治神學,並嘗試在當下文化處境中做出公共性的介入。[9] 而他也承認,他末世論的政治神學乃是啟發於政治神學家默茨(Johannes Baptist Metz)以及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關於其末世論的政治神學的深入探討,本人將會帶進下篇文摘。



[1] 我認為Theological Introduction在此的中文翻譯有點誤導性以及不準確性,我個人較偏向於翻譯為神學性導論
[2] 葛拉漢.沃德 (Graham Ward),《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王宣曆譯,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頁215
[3] 這是我2010年在台灣神學院主辦的《作門徒的政治》講座所做的筆記,此講座乃由Graham Ward本人主講。
[4]  Inglehart, R. (1971).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4, 991–1017.
[5]  有學者更認為後物質主義被批判為一種超物質主義super-materialism)。
[6]  葛拉漢.沃德 (Graham Ward),《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王宣曆譯,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頁119
[7]  基本上,激進正統(Radical Orthodoxy)乃是創自於John MilbankCatherine Pickstock以及Graham Ward三位神學家,嘗試主張一種透過回到對基督教傳統教義的重新解讀和理解來對抗現代性的世俗社會的運動。可參考John Milbank, Catherine Pickstock, Graham Ward, 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9.
[8] 葛拉漢.沃德 (Graham Ward),《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王宣曆譯,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頁218-219
[9] Graham Ward在書裡宣布了一種介入主義的政治(interventionist politics)之關鍵,乃是他稱為末世論人文主義者(eschatological humanism),探討一種身體的形上學(見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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