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余博士《關於叛教和公共神學之間的生命意識》

引言：

今天下午的午餐時段，進入本身的Google Reader看看有什麼新文章可以做閱讀，無意中（驚奇地）發現余德林博士的部落格有新文章（自從七月的709文章後再沒有新文章）。然後就上Facebook看看，果然不出所料，余博士終於將這個新文章分享於Facebook，與讀者分享他在其神學研究上的論述和思考。這篇《从城邦、家庭、收编说到保罗是被殖民分子：关于叛教和公共神学之间的生命意识》確實是余博士在其神學研究上一直以來所擅長和關注的領域和範疇：保羅神學，而若更深入延伸的話，可以說是關於保羅神學的家戶經營觀，以及其神學倫理的公共性言說之可能。關於余博士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追朔至其近幾年的相關論文，尤其是《論保羅的家戶經營：神學倫理的公共性》（收錄於CABSA出版的《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全球公共視域》）。

對於保羅，除了閱讀過新約聖經裡的保羅書信之外，並沒有做太多關於保羅神學的進深閱讀和研究，但自己知道保羅的思想對於整個基督教神學的歷史發展有極大的貢獻和影響，這是大多數基督教神學家，甚至非神學家都大致上認同的。有學者甚至認為，保羅思想對世界的影響力，比起耶穌還來得大。從某種層面上來看，這看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其合理性：保羅書信中的思想，確實是較貼近和反映在現實活生生的生活和社會處境，讓讀者閱讀起來都比較真實感，若比起記載耶穌生平的敘事性福音書。然而，保羅書信中的思想為何可以帶來如此（甚至比起耶穌）大的影響力，我個人認為這可能就是余博士此文章的主要目的：盼望深入探討保羅的神學思想和其發展來論述和論證神學言說的公共性之建構的可能（保羅將耶穌基督式的精神，建構、延伸並轉化（神學化）至當時在其現實歷史處境下的公共性領域，這顯示了保羅是如何建構公共神學的一個好例子）。

在這裡並沒有想要深入探討和評論余博士的這篇文章，反而企圖（嘗試）理清和重整文章裡的重要思路脈絡和論點，並促進本身在這方面的處境式反思：

余博士用了大篇幅來論述有關保羅神學建構的現實氛圍和背景，這尤其讓讀者在閱讀保羅的時，不至於嚴重地陷入一種脫離保羅思想脈絡的“抽空式”閱讀。了解保羅氛圍下的城邦社會、政治社會、家戶經營，包括保羅的雙重性身份，將有助於我們在重新閱讀保羅書信，尤其《加拉太書》、《以弗所書》、《羅馬書》、《腓力門書》等有帶來新“亮光”的可能性。這也是為何余博士耗盡大篇幅來清楚講解這方面觀念的原因，這正是現代許多基督徒在閱讀保羅所缺乏的重要一塊。

余博士這篇文章中的幾個觀點吸引了我的注意：處境與身份的意識、思維轉化的叛教，以及有效的公共性言說。上述這些觀點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反而具有一種內在關聯性的關係。

論到保羅的“雙重”身份，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身份是政治性的：羅馬公民（自由民），以被（羅馬帝國）殖民分子。通常在閱讀保羅和意識其身份的時候，我們往往較傾向於文本明顯的“外邦人使徒”、“蒙基督揀選的使徒”、“轉化了的正宗猶太人”等等身份，而較不那麼明顯地意識到保羅另一種的隱藏身份：政治社會所賦予的身份。而保羅對於其政治性身份的意識和掙扎確實是影響了其神學進路的言說框架：自由人-奴隸。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基督徒的身份意識。

基督徒有必要重新去意識其現實處境下的身份，並檢驗其多重身份所可能導致的封閉性的狹窄思維。從某種層面來說，對於本身身份的意識，是邁向建構公共性言說之可能的起點。保羅的身份意識（自由人、奴隸、公民、家戶成員），使他找到其身份的公共性之合理性：公民，乃 自由民，乃意味著政治性的社會角色，即公共性，賦予參與公共理性對話和批判的社會性職責。這點對於我個人本身的多重身份意識是有啟發性的：馬來西亞公民、馬來西亞華裔、新加坡永久居民、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基督徒、華人基督徒、（某）宗派背景的基督徒、社會職場人士、丈夫兒子等等。

在促進一種積極性和公共性的身份意識的過程中，保羅的“叛教”使這個身份意識的過程成為可能。“叛教和公共神学之间的生命意识”：公共性可能發生的條件，乃是叛-教。正如文章裡所提到的：

那是经过批判后的叛-教。但他叛哪种教？有了基督后的叛某种教：叛某种高举流别主义、已经失去公共性思考的教， 叛高举公私有化的教，例如：颠三倒四地将公私有化以及私公有化的宗派、教规。任何叛-教，都必须是从认识基督说起。必须基于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理由的叛教行为。总之, 因为有了基督而可以没有(了)其他的...叛教。

文章的副題“叛教和公共神学之间的生命意识”正是帶出了公共性可能發生的重要條件：叛-教。某些需要被更新、轉化和擺脫的身份意識和思維，是“叛教”的批判性對象。叛教含有兩個方向：“脫離”這個教，“進入”另一個教。這意味著叛教具有“自我批判性”以及“政治批判性”：自我批判性，指著一種“脫教”，即在基督式的批判和轉化下的思維；而政治批判性指向一種“入教”，即在轉化的思維下的身份意識所可能產生的（政治性、批判性）公共性言說和倫理生活。簡單的說，叛教即是在某種身份意識下的思維之基督式的轉化或更新，也是建構公共性言說的關鍵性條件。

從上述的論點的關係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高層次的思路：基督徒神學言說的公共性，始於基督徒（群體）的身份意識，並在基督式的神學性轉化和更新下，企圖在城邦社會中建構一種具備有效的公共性言說（倫理生活）。

處境式的身份意識 > 轉化思維的叛教 > 有效的公共言說 > 另類社群的見證

而我想要補充的一點，這種公共性不是個人的，而是社群性的：城邦中的“城邦”。這也指向一種公共性的具體實踐，即指向教會。關於“教會是另類群體”的神學觀點，美國著名基督教神學家Stanley Hauerwas在其“教會作為品格的社群”的基督教倫理學指出，教會是政治以外的另類城邦（alternative polis），即是上帝國度所產生的新實體，有別於其他政治體制和社會機制。而教會這個另類城邦要在其寄居的城邦中“見證”上帝的公義和恩典。教會的見證，是一種開放性的“接觸”，促進公共性對話的參與和貢獻，這也是教會去服事城邦的見證。而公共性的對話，並不意味著對應城邦人的需要，或是尋找教會與世界城邦的共通點，而是述說教會與世界的不同。因此，這樣的公共性是政治性的，因為它是關於上帝國（另類城邦）的福音，是向另一城邦所發出的福音；而這種福音與世界不一樣的地方，乃是它是對他者的福音，而非關於權力鬥爭和利己策略。換言之，基督教的公共性言說（倫理生活），是一種社會性倫理，也是政治性倫理。

相關文獻：

1. 余德林，<論保羅的家戶經營：神學倫理的公共性>，收錄於《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全球公共視域》（香港：研道社出版，2009）。

2. Stanley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