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揚博士【爭議與神學：哥林多前書篇】演講：《哥林多前書》的公共性

剛過的週六（10/03/2012），CCRC邀請了馬來西亞神學院（STM）的一位神學教授兼新約學者前來發表關於保羅的《哥林多前書》，題為《爭議與神學：哥林多前書篇》(1 Corinthians and Controversies)。林家揚博士（Dr Lim Kar Yong），這個名字我聽過了很多次（也是我面子書的朋友，一位從來沒正式對話過的朋友），知道林博士是一位年輕的新約研究學者。看過他的文章，認為他寫的東西不錯，難得馬來西亞有一位如此年輕有為的聖經學者。這次有幸可以親自聆聽林家揚博士發表他對哥林多前書的研究，親身體驗這位教授的演講功力。我敢大膽地說，林家揚博士是一位很不錯和有潛力的基督徒學者（STM的學生們是有福氣的）。

關於保羅的《哥林多前書》，從整本書信的內容，不難發現保羅正在談論有關哥林多教會的內部問題。這些內部問題包括教會裡的內部分裂、道德敗壞的現象、一些教義理解上的錯誤、以及教會組織和恩賜運用等問題。通常在閱讀和嘗試理解去哥林多教會所面對的這些問題時，我們都會從神學的角度做詮釋性的理解和探討。例如，有關淫亂的道德問題、祭拜過偶像的食物的問題、女人蒙頭的問題、吃聖餐的混亂問題，以及屬靈恩賜的爭議問題。我們會認為，這些問題只是教會內部性的問題，因此會認為這是為何保羅引用神學性的教導和論述來教導和勸勉哥林多教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若僅是從這本書的經文來探討，的確是如此。然而，這是否確實地描寫哥林多教會真正所面對的問題根本上是關於什麼問題。若單從神學性的視角去理解當中的一些課題，我們也許會有些不解的地方，尤其是保羅談論關於吃祭拜過偶像的食物，以及女人要蒙頭的議題。因此，這往往導致我們傾向於把這些難解的問題理解為僅是發生於當時的問題，而不再存在於當今我們的時代和社會。有一點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即《哥林多前書》的內容並沒有向我們具體地顯示當時的哥林多城市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大都市，以及當時所盛行的社會性文化和思潮。脫離了此重要的背景理解，對我們在理解哥林多教會所面對的真正問題上會導致是一種缺乏文化性和時代性的經文詮釋。

這次林博士將透過他對《哥林多前書》的研究，嘗試從另一個非神學性的視角去探討《哥林多前書》裡的爭議性問題，並對當中的一些關鍵性經文做重新的詮釋。我要說的是，林博士這次的研究發表果然讓我有煥然一新的感覺，重新對《哥林多前書》有與過去不一樣的理解。林博士嘗試從社會學、考古學、歷史的考察去理清哥林多城市當時的歷史和社會性的文化背景。林博士提出了他的一個觀察性觀點，即哥林多城市這個希臘的一個繁榮和高度文明的大都市，所明顯盛行的“社會性身份地位和區分”（social status）的文化。換言之，林博士想要在他的《哥林多前書》研究中論證“哥林多教會的爭議”與“當時哥林多城市所盛行的社會地位區分之文化”的相關性。

他首先用了一些時間闡釋哥林多城市當時的文化背景，甚至向聽眾展示一些有趣的圖片來做說明。根據他對哥林多當時文化背景所做的研究，這個商業繁榮和開放性的社會文化的城市，面對著社會中的貧富階級之區分的問題。當時的社會，富裕人士擁有相對性的豐富物質享受、社會地位和身份，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權力和優先性。社會文化所賦予富有人士的這些崇高條件，導致貧窮人士經常面對種種不平等的待遇。然而，這種不平衡的社會現象不只沒有被當時社會所正視，而且也發生於哥林多的教會中。若從這個社會性背景來探討，保羅極可能在《哥林多前書》裡嘗試解決已經嚴重滲透於教會的這種現象。

透過對哥林多城市當時的歷史考察以及文化的研究，林博士嘗試論證哥林多前書裡所涉及的一些爭議是與當時的社會階級地位之分的問題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保羅並不是在探討關於神學性的爭議，而是非神學性的社會問題，即教會裡也出現了這些社會性的不平等現象。在這裡並不打算闡述林博士所談及的每一個爭議個案，但相信對於完整的論證和闡述，我們可以期待林博士的這本研究著作的出土。在這裡，我只提及其中幾個我較印象深刻的爭議性個案。

在保羅談論關於女人在聚會時蒙頭的爭議，保羅禁止女人在禱告或講道時要蒙頭，或者剪了頭髮。雖然保羅在其解釋上是引用了神學性的根據，但若從當時的社會文化來探討此課題時，這也許給予我們另一個新的理解視野。根據林博士的研究，當時哥林多社會的女人的髮型和打扮，其實也反映出他們的社會階級身份和財富地位。而那些擁有社會較高地位的女人都會想要在眾人面前顯示他們的身份地位，特別是基督教會這種社群性的地方。保羅並沒有反對女人起來禱告或講道，但保羅反對的是那些想要藉著禱告和講道來凸顯他們榮耀的女人。因此，保羅建議女人要蒙上其頭髮，或者乾脆地把頭髮剪了，以不至於影響聽眾的關注焦點，也把這種不良動機的社會現象從教會的文化中除去。換言之，女人蒙頭的爭議也許並不真的如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神學性解釋：男人是女人的頭（即使保羅嘗試作出神學性的解釋）。除了這個爭議性課題，這個“社會階級地位之分”的社會現象，同樣也可能出現在保羅所討論的其他爭議，如：吃祭拜過偶像的食物、不按理吃主的聖餐，以及屬靈的恩賜等問題。

林博士所提出的這一種新視野，也讓我們在理解某些哥林多前書經文上有了一些新發現。例如，在談論不按理吃主的聖餐這件事情上，保羅在11章17節節開始明顯地提出問題的所在：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醉酒。”（21節）保羅所要譴責的，乃是教會在聖餐的時候按照當時社會流行的分門別類：在聚集用餐的時候將富人和窮人分開吃喝，甚至所享受的食物也是不平等的，以至於 “這個（貧窮的）飢餓，那個（富裕的）醉酒”。因此，保羅嚴厲地勸勉說：“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28-29節）若按照保羅所譴責的問題來看，那麼，這裡所說的“主的身體”也許就不是真的指著基督的身體（肉身），而是指向教會的各個肢體，也即是教會裡的弟兄姐妹（信仰共同體）。保羅也在接下來的12章裡引用這樣的“基督的身體”概念來談論關於屬靈的恩賜。因此，保羅要求我們在參與主的聖餐時，需要聖餐自己是否關懷我們弟兄的需要，並願意與當中最小的弟兄共同分享基督的恩典，而不是一種“自我屬靈性的獨享主恩”的領聖餐（我們時常以為領聖餐就是只在乎我與上帝之間的屬靈關係而已）。保羅這樣的“他者”觀點，其實早已在耶穌基督的生命具體體現於世人：“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掰開，說……。”（23-26）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再次講述這個聖餐故事，也讓我再次回憶起聖餐中的一個小插曲圖像：耶穌以手巾束腰，用水為他的門徒洗腳（約13章）。

若說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觸及的問題，其實並非是關於教會內部的神學性爭議，而是關於當時社會流行的“社會階級身份和財富地位之分”的文化，那麼，這樣的新理解可以如何有益於當今的教會處境，尤其是在看待富裕和貧窮的事物上？在這裡我想要分享兩點：

一、林博士對當今教會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要求教會在財政預算案中減去些預算，教會會是在哪方面減少開支預算？這是一個很好的反思性提問，直接擊中教會的要害和虛偽。容許我講些可能得罪教會的話語：當我們說我們的教會要擁有“最好的”（我不曉得“最好”的定義是什麼），上帝配得“最好的”時候，比如我們要求教會建築物要可以“榮耀上帝”或是“凸顯上帝的榮耀”，或是在硬件上要求“最好”的，好讓我們可以“專心地”敬拜上帝，將“最好的”音樂和敬拜獻給上帝，或者在舒適的環境下“專心地”聆聽上帝的道。坦白說一句，我並不認為“舒適的環境”、“最好的樂器音響系統”以及“美麗的建築物”真的可以讓信徒真實地感受和經歷上帝啟示的真理。反而，往往在最艱難、最缺乏、最簡陋的情況下，我們真的遇見了上帝，經歷了他道的真實性。

當教會在處理錢財上過於傾向“教會家庭營”（有時候變成了教會旅行）、“教會愛宴”（有時候變成了大吃會）、“敬拜團隊的音樂器材”（有時候變成了開演唱會）等等，教會的目光將難以轉移到當年耶穌在世時所服事的那些社會上不足的群體。教會不應當具有一種“教會的奉獻應該回饋於教會裡的自己人”的想法，而是在分配錢財的使用上可以先去留意周遭世界的需要。我在新加坡所參與的New Creation Church，新加坡最大的教會，星期日崇拜總人數有約3萬人。每一次看到這一大群的富裕人士時，我都會想像：對於這麼一個有影響力的大教會，如果這裡頭的三萬名基督徒在教會崇拜之後，把至少10元新幣的消費省下來（也許是看電影、豐富的一餐、購買衣服、一杯Starbucks咖啡等），那麼，教會在每一個星期將可能收集到至少30萬新幣的款項，而這筆款項可以幫助到許多需要的人士。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正在提醒教會：不要忽略你身邊有需要的弟兄，這是教會對基督的愛的之具體的表現，因為“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耶穌）的身上…”（馬25：40）

二、林博士也提出了一點：看來哥林多教會當時所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當今教會和社會同樣面對著的問題。林博士所講的這問題，就是社會階級身份和財富地位之分的社會性問題。尤其是對於置身在城市處境的城市教會，每一個人對自我社會性的身份地位的意識將漸漸強烈。當一個城市教會的人數不斷增加，教會中的陌生面孔也將跟著增多時，就如同我們所處於的都市環境一樣，我們就會在毫無意識下透過外在的物質來判斷某個人的身份和地位。讓我用一個例子，當你看見教會裡（或是社會裡）某個人使用iPhone蘋果手機，或是拿著iPad，你對這個陌生人的第一個印象會是什麼。多數時候，我們都會認為這個人應該是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和地位（至少極可能他的家庭是富裕的）。

我們的社會就如當時哥林多城市的社會一樣，在追求社會身份和地位的標準上，以財富、職業、社交群體、物質享受、身體裝飾等等來做衡量。然而，基督的教會卻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就好像保羅嚴厲地譴責哥林多教會在這個事情上與當時社會的世俗思潮同流合一，把社會的文化帶入教會的氛圍中，以至於基督福音的信息被破壞了。

上個星期主日的講台信息也是談論到《哥林多前書》裡關於基督信仰的福音，即“基督是上帝的大能”（林前1：24）。當我讀到保羅在26節所講述：“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再回想起林博士對《哥林多前書》裡的爭議的探討觀點，我認為，這就是“基督的福音”的精神：愚拙的、軟弱的、卑賤的、被厭惡的、無有的。這意味著基督的福音是與這個社會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是相反的。這個社會講究的是“成功和財富”，而基督的福音卻講述“失敗和貧窮”；這個社會講究的是“擁有和強大”，而基督的福音卻講述“無有和軟弱”；這個社會講究的是“名聲和地位”，而基督的福音卻講述“被人厭惡和卑賤的”。若教會要活出基督的福音，那麼教會就必須活出這個福音的精神和價值，尤其是在教會這個社會性的群體中體現出來。教會應當與世俗社會分別出來，就在於基督的教會體現出與世界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內部文化，這是對今天的教會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挑戰。

最後，我要提出我的個人觀點，尤其是參加了林家揚博士的《爭議與神學：哥林多前書篇》講座後。林博士的這個研究，為保羅的《哥林多前書》展開了公共神學的可能範疇，即《哥林多前書》裡的議題範疇也可以是我們當今探討公共性議題的可能範疇：社會階級身份和財富地位之分的社會性問題之探討。而教會是否能夠將基督福音裡的精神和價值（對立於世界的價值觀）有益於當今的社會，我認為Hauerwas的後自由進路的基督倫理學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Hauerwas認為，基督的福音是政治性的福音（Political Gospel），那是指它是關於上帝國（作為一個政治性的團體）的福音，是另一個城邦（polis）所發出的福音。而上帝國的福音是對他者的福音，包括接納陌生者、愛護軟弱者、拒接以暴易暴，呼籲和平、在愛中彼此相愛，而非關於權力地位之爭鬥。這意味教會是在世界之中，但非屬於這世界。教會的見證（信仰基督福音的共同體所體現的倫理生活和文化），即是一種公共性的具體言說和活生生的憑據，叫教會以外的世界見證上帝福音的大能。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期待，也許就是在基督福音的光照下體現出這樣的一種公共性。

《爭議與神學：哥林多前書篇》：與林家揚博士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