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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處死於煽動罪名下的政治犯耶穌?

      這幾天再次翻看《馬可福音》,專注在耶穌受難的事跡時,也發現耶穌被處死的政治性一面。馬來西亞政府這兩個月裡以煽動法令逮捕了許多「政治犯」,這也讓我在閱讀馬可福音時一直湧出了無奈的感觸,不禁地問:耶穌也是被政權處死的政治犯? 關於拿撒勒人耶穌的歷史,有一點可以很確定的:耶穌是在企圖煽動羅馬政府的罪名下被處死,這可以輕易從耶穌被處死的方式看出:被釘死在十字架。這是羅馬政權如何處置那些企圖推翻和反抗羅馬政府的一種殘酷方式,作為嚴厲的警告。 四福音如何記載耶穌的受難和被處死的經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不是為了傳福音的用途,而是「重新」記載和推翻這段歷史。我相信耶穌在這罪名下被羅馬政權判死的「事實」對當時早期的基督教來說是件蠻「尷尬」的事:他們的創辦人因試圖推翻政府而被處死。那些跟隨他的人也肯定被羅馬認為是一群反政府的政治組織。 我們要嘗試想像對當時住在猶太的大眾來說,當時的他們並沒有我們現在手上的福音書可以參考。他們對耶穌那段被處死的歷史只能按照當時所看見的處刑方式:被釘十字架。就如今天當我們看到某些人被判死刑,大概猜到這位囚犯的可能罪名。十字架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因為猶太的律法傳統裡是沒有釘十字架這種刑罰。 對於當時的基督教來說,最要緊的乃是重新詮釋這個歷史事跡,即「耶穌死於政治犯」這事實。馬可福音作為最早的福音書記載,可以看得出馬可在敘事耶穌受難受死的過程所企圖重新推翻這段歷史的主流詮釋:耶穌並不是個企圖推翻羅馬的政治犯。 可能有些人也會跟我有這樣的疑問:耶穌死後那段幾十年的時間,為何沒有一個耶穌的跟隨者,甚至耶穌本身的門徒記載耶穌的事跡,直到大約六七十年後的馬可寫了第一本的福音書?若從當時可能的政治情況去理解的話,也許任何一個嘗試推翻這事實(耶穌是政治叛徒)的記載將會面對羅馬政權的對付,恐怕與耶穌同樣的下場。相信馬可福音的記載主要是為了當時的基督徒內部群體,而非傳福音的用途。 我們可以再想像一點:當時被羅馬統治的猶太人中,也有一群反抗者(耶穌的門徒中也有一個),除了耶和華上帝,他們堅決不服從於任何權柄,因此他們採取政治性的抗爭,試圖用暴力對抗羅馬政權。當時被處死於十字架的幾乎都是這些反抗者,十字架暗示著這些反抗羅馬政權者的最終下場。所以,當時的基督徒若重述耶穌之死時所可能想到的畫面:與那些反抗羅馬者的下場一樣。 那麼,耶穌的哪個行為或言語給他帶來了這項煽動罪名?這裡我們必須清楚一點:煽動罪名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說對政府和國家帶來安全穩定問題,比如煽動人民對抗政府(我不清楚馬來西亞總警長以煽動法令所逮捕的上百個「煽動者」是否真的帶給國家安全問題)。按照路加福音的記載,他們把耶穌帶到羅馬高官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當來到彼拉多面前,這些祭司長需要找出有關政治性的罪名來控告耶穌,因此耶穌被控告:誘惑人民禁止納稅給羅馬政府,並宣告他是「基督」,即彌賽亞(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彌賽亞是即將來到的王,帶領猶太人脫離羅馬的統治,打倒羅馬政權)。耶穌十字架上的罪名牌子:猶太人的王。 若你有留意耶穌被審問的過程邏輯細節,(跟我們的總警長和政府很相似),你會發現那些猶太領袖對耶穌的控告罪名是不一致的。在他們首先審問耶穌時所用的罪名是宗教性的「褻瀆上帝」(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而當來到彼拉多面前時卻用政治性罪名(誘惑人民不納稅給凱撒)。 那些想把耶穌置於死地的宗教領袖,其最終目的是想辦法將耶穌弄上政治刑罰,用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罪名將耶穌除去。在猶太的律法裡,宗教性罪名的死刑方式:用石頭丟死罪犯,比如那些犯姦淫或說了褻瀆耶和華的話的罪犯(相信這對馬來西亞人將會不陌生,尤其最近爭議性的伊斯蘭刑事法)。馬可的敘事方式企圖淡化了耶穌是政治犯的描述,而明顯看得出他將重點轉移到「那些想陷害耶穌的猶太宗教領袖」,這尤其可以從「彼拉多找不出耶穌有罪」看出來。彼拉多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相信這段記載也可能間接地帶來「猶太人上幾世紀中被屠殺」的噩運) 我個人認為:馬可所關心的主要是將耶穌之死的最終責任帶回到那群猶太領袖身上,而不是羅馬政權。你不難發現馬可記載中許多關於「那班人想要陷害耶穌,套耶穌的言論來抓他的把柄」的暗示。耶穌所傳揚和活出的天國福音,嚴重地挑戰和打擊了那群猶太領袖的利益,群眾越擁戴和聽從耶穌,他們越覺得自身的地位受威脅。 馬可也企圖在耶穌受死的故事最後中帶出這樣的意圖:那些猶太領袖嘲笑將死的耶穌,而羅馬的百夫長卻看見「這真是上帝的兒子」。透過馬可的記載,至少對當時在羅馬的基督教來說是種安慰和鼓勵,耶穌的死,不是因為政治罪名,連彼拉多都認為耶穌是無罪的而企圖救他,而真正的推手是猶太領袖。 比起猶太領袖,福音書的記載似乎較少談到耶穌對羅馬政權的看法,也許有人會問:耶穌是否贊同反抗羅馬政權?而彼拉多正是要弄清楚這個問題。 當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審訊時,彼拉多嘗試從政治角度去審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的回答是清楚和關鍵性的。「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彼拉多應該是明白這話的涵義,因此他才會繼續問道:「這樣,你是王嗎?」彼拉多明白耶穌的回答並不是否認他是王,而是否認他的國度是來自這世界的國度。耶穌所體現的國度不像是羅馬的國度,不像這世界的其他任何國度;耶穌的國度乃是一種超越羅馬的國度,超越一切世俗政權的國度。 這樣的國度治理方式已回答了為何耶穌被拒絕和最終被害。雖然耶穌國度的政治被拒絕,甚至被不公義的政治而打壓,然而上帝是信實和公義的。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正是這個復活的意義,讓委身於基督國度的跟隨者能夠有能力去活出天國的生命。我們需要思考一點:若耶穌是按照世俗國度的方式,他是不會被拒絕和受難。面對暴力的侵害,耶穌選擇了受苦;面對敵人的攻擊,耶穌選擇了寬恕。這看似不合理不受世界歡迎的方式,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已向我們展示的生命。 若基督因著他所體現的天國方式而被拒絕和受逼迫,那麼,我們不難了解,當教會選擇忠於這位基督時,他必然發現自己因著基督而受逼迫和被攻擊。這正是耶穌所宣揚的天國福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當我們發現今天的教會活在安逸和免受逼迫拒絕時,這是否值得我們好好再次反思:教會是否正活出基督天國的福音? 在那之前的巴勒斯坦只有兩種猶太人:一種心態上臣服羅馬,一種想著推翻羅馬。但那位來自加利利的耶穌,卻帶出了裂天而降的第三種聲音:超越羅馬,而超越羅馬,非屬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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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ch 2011
Isaac Goh 加恩

【書摘】上帝死了,神學何為?:神學作為一種回應

開始閱讀另一本漢語界的神學著作,來自中國大陸學者張旭的《上帝死了,神學何為?——20世紀基督教神學基本問題》。今天終於把本書的前言和導言看完,至少對於作者所要探討的問題意識和背景有了一個大方向的了解,這是對接下來的閱讀和理解有很大的補助。

為何我會選擇這本書為我接下來的閱讀方向?主要原因:若想要對現代基督教神學思想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有必要從20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思想發展史有一定的掌握,因為每一個神學思想的展開和發展都極大可能與其當時所面對的歷史性的發展和問題意識所處於的時代背景有息息相關。更正確的說,神學必然是一種“回應”,神學家對於所意識到的問題和危機所進行的反思而做出的一種“回應”,這是神學家的一種責任感。這樣的“回應”也可以視為神學家本身對於上帝的一種“回應”,以神學回應上帝的呼召和所領受的使命。神學不應是純粹的學術知識,而是某種為了認識而認識的“教條”和“學說”,神學應該是“活生生”的言說,站出來回應那擺在面前所意識的挑戰和危機,並且肯謙卑地、批判地、認真地透過上帝的言說去見證上帝之道。因此,神學應該展現了基督教的精神,讓這樣的精神體現在不安靜的心靈,為基督教和所處的世界守望和憂心,先知性地看見上帝的將來。

20世紀基督教神學的革命史,我們看到巴特、布特曼、朋霍費爾,以及莫特曼所代表的不同神學時代和精神。他們為基督教以及其神學奠定了基礎,把基督教神學重新挽回到基礎和源頭,將基督教信仰從瓦解的危機中,透過嚴謹和堅定的信念,再次重建起來基督教的信仰基礎,回到上帝啟示的《聖經》與基督中心的基礎上。從他們各自所主張的神學,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神學都是針對著某個問題意識而出發。巴特、朋霍費爾和莫特曼象徵了神學的不同時代和發展,也顯示了這些不同的時代背後的問題意識。這些問題根源促使他們不能再忍受靜默,反而需要做出回應。

20世紀的開始可以從尼采的“上帝死了”這句斷言為基礎,代表了基督教在現代社會的衰落和瓦解,以及被遺棄。基督教將無法再產生什麼巨大的影響,人們將拋棄基督教,以及其上帝,因為人們和這世界已經“自律”和“成熟”了,上帝已經不被視為一種“需要”了。上述所提及的三位神學家在不同的時代和歷史事件下對“上帝之死”所意識到的問題和做出的詮釋,影響了他們所發展出的神學,以作為他們對“不可避免”和“迎面而來”的挑戰之回應和反擊。因此,從巴特到朋霍費爾,再到莫特曼,他們各自的神學思想都有一種連貫性的脈絡,主要他們的神學都在不同的時代環境和神學語境中對本身所意識的問題和關注的關懷做出反思和回應。換言之,他們本身在現實中的親身經歷和疑問,深深影響了他們重新回到《聖經》和神學本身去反思。

我認為神學家之間的不同觀點上的爭議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必須意識到一點:每一個神學家的神學都是從他們對某個意識到問題本身所做出的回應。因此,某個特定的神學必須在其針對的語境和處境脈絡下被理解。站在本身的個別語境去對某個神學做出的不完整的批判是不合意的。當然,神學家的批判也盼望可以揭示某個神學的不足之處和片面性,作為人有時傾向於對某種“神學崇拜”的提醒。沒有一個神學是完整和全面性的,神學總是片面的,因為它都是對其所針對的對象做出的一種回應。因此,神學與神學之間更應當是互補性和延伸性的。這是神學在詮釋學上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也顯示了上帝在不同時代和處境中為世界所帶來的可能性。

作為基督新教的信徒,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我們的神學和信仰的傳統和基礎。對與這些曾經為基督教而奮鬥和堅持的神學家,他們所奠定的革命性的基礎和“拯救”瓦解中的基督教的努力不應該被漠視。對他們的神學的了解必然會帶給我們新的亮光,以及基督教在面對這個“上帝死了”的時代所需要堅持的信仰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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