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會選擇這本書為我接下來的閱讀方向？主要原因：若想要對現代基督教神學思想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有必要從20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思想發展史有一定的掌握，因為每一個神學思想的展開和發展都極大可能與其當時所面對的歷史性的發展和問題意識所處於的時代背景有息息相關。更正確的說，神學必然是一種“回應”，神學家對於所意識到的問題和危機所進行的反思而做出的一種“回應”，這是神學家的一種責任感。這樣的“回應”也可以視為神學家本身對於上帝的一種“回應”，以神學回應上帝的呼召和所領受的使命。神學不應是純粹的學術知識，而是某種為了認識而認識的“教條”和“學說”，神學應該是“活生生”的言說，站出來回應那擺在面前所意識的挑戰和危機，並且肯謙卑地、批判地、認真地透過上帝的言說去見證上帝之道。因此，神學應該展現了基督教的精神，讓這樣的精神體現在不安靜的心靈，為基督教和所處的世界守望和憂心，先知性地看見上帝的將來。
20世紀基督教神學的革命史，我們看到巴特、布特曼、朋霍費爾，以及莫特曼所代表的不同神學時代和精神。他們為基督教以及其神學奠定了基礎，把基督教神學重新挽回到基礎和源頭，將基督教信仰從瓦解的危機中，透過嚴謹和堅定的信念，再次重建起來基督教的信仰基礎，回到上帝啟示的《聖經》與基督中心的基礎上。從他們各自所主張的神學，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神學都是針對著某個問題意識而出發。巴特、朋霍費爾和莫特曼象徵了神學的不同時代和發展，也顯示了這些不同的時代背後的問題意識。這些問題根源促使他們不能再忍受靜默，反而需要做出回應。
20世紀的開始可以從尼采的“上帝死了”這句斷言為基礎，代表了基督教在現代社會的衰落和瓦解，以及被遺棄。基督教將無法再產生什麼巨大的影響，人們將拋棄基督教，以及其上帝，因為人們和這世界已經“自律”和“成熟”了，上帝已經不被視為一種“需要”了。上述所提及的三位神學家在不同的時代和歷史事件下對“上帝之死”所意識到的問題和做出的詮釋，影響了他們所發展出的神學，以作為他們對“不可避免”和“迎面而來”的挑戰之回應和反擊。因此，從巴特到朋霍費爾，再到莫特曼，他們各自的神學思想都有一種連貫性的脈絡，主要他們的神學都在不同的時代環境和神學語境中對本身所意識的問題和關注的關懷做出反思和回應。換言之，他們本身在現實中的親身經歷和疑問，深深影響了他們重新回到《聖經》和神學本身去反思。
我認為神學家之間的不同觀點上的爭議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必須意識到一點：每一個神學家的神學都是從他們對某個意識到問題本身所做出的回應。因此，某個特定的神學必須在其針對的語境和處境脈絡下被理解。站在本身的個別語境去對某個神學做出的不完整的批判是不合意的。當然，神學家的批判也盼望可以揭示某個神學的不足之處和片面性，作為人有時傾向於對某種“神學崇拜”的提醒。沒有一個神學是完整和全面性的，神學總是片面的，因為它都是對其所針對的對象做出的一種回應。因此，神學與神學之間更應當是互補性和延伸性的。這是神學在詮釋學上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也顯示了上帝在不同時代和處境中為世界所帶來的可能性。
作為基督新教的信徒，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我們的神學和信仰的傳統和基礎。對與這些曾經為基督教而奮鬥和堅持的神學家，他們所奠定的革命性的基礎和“拯救”瓦解中的基督教的努力不應該被漠視。對他們的神學的了解必然會帶給我們新的亮光，以及基督教在面對這個“上帝死了”的時代所需要堅持的信仰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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