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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處死於煽動罪名下的政治犯耶穌?

      這幾天再次翻看《馬可福音》,專注在耶穌受難的事跡時,也發現耶穌被處死的政治性一面。馬來西亞政府這兩個月裡以煽動法令逮捕了許多「政治犯」,這也讓我在閱讀馬可福音時一直湧出了無奈的感觸,不禁地問:耶穌也是被政權處死的政治犯? 關於拿撒勒人耶穌的歷史,有一點可以很確定的:耶穌是在企圖煽動羅馬政府的罪名下被處死,這可以輕易從耶穌被處死的方式看出:被釘死在十字架。這是羅馬政權如何處置那些企圖推翻和反抗羅馬政府的一種殘酷方式,作為嚴厲的警告。 四福音如何記載耶穌的受難和被處死的經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不是為了傳福音的用途,而是「重新」記載和推翻這段歷史。我相信耶穌在這罪名下被羅馬政權判死的「事實」對當時早期的基督教來說是件蠻「尷尬」的事:他們的創辦人因試圖推翻政府而被處死。那些跟隨他的人也肯定被羅馬認為是一群反政府的政治組織。 我們要嘗試想像對當時住在猶太的大眾來說,當時的他們並沒有我們現在手上的福音書可以參考。他們對耶穌那段被處死的歷史只能按照當時所看見的處刑方式:被釘十字架。就如今天當我們看到某些人被判死刑,大概猜到這位囚犯的可能罪名。十字架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因為猶太的律法傳統裡是沒有釘十字架這種刑罰。 對於當時的基督教來說,最要緊的乃是重新詮釋這個歷史事跡,即「耶穌死於政治犯」這事實。馬可福音作為最早的福音書記載,可以看得出馬可在敘事耶穌受難受死的過程所企圖重新推翻這段歷史的主流詮釋:耶穌並不是個企圖推翻羅馬的政治犯。 可能有些人也會跟我有這樣的疑問:耶穌死後那段幾十年的時間,為何沒有一個耶穌的跟隨者,甚至耶穌本身的門徒記載耶穌的事跡,直到大約六七十年後的馬可寫了第一本的福音書?若從當時可能的政治情況去理解的話,也許任何一個嘗試推翻這事實(耶穌是政治叛徒)的記載將會面對羅馬政權的對付,恐怕與耶穌同樣的下場。相信馬可福音的記載主要是為了當時的基督徒內部群體,而非傳福音的用途。 我們可以再想像一點:當時被羅馬統治的猶太人中,也有一群反抗者(耶穌的門徒中也有一個),除了耶和華上帝,他們堅決不服從於任何權柄,因此他們採取政治性的抗爭,試圖用暴力對抗羅馬政權。當時被處死於十字架的幾乎都是這些反抗者,十字架暗示著這些反抗羅馬政權者的最終下場。所以,當時的基督徒若重述耶穌之死時所可能想到的畫面:與那些反抗羅馬者的下場一樣。 那麼,耶穌的哪個行為或言語給他帶來了這項煽動罪名?這裡我們必須清楚一點:煽動罪名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說對政府和國家帶來安全穩定問題,比如煽動人民對抗政府(我不清楚馬來西亞總警長以煽動法令所逮捕的上百個「煽動者」是否真的帶給國家安全問題)。按照路加福音的記載,他們把耶穌帶到羅馬高官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當來到彼拉多面前,這些祭司長需要找出有關政治性的罪名來控告耶穌,因此耶穌被控告:誘惑人民禁止納稅給羅馬政府,並宣告他是「基督」,即彌賽亞(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彌賽亞是即將來到的王,帶領猶太人脫離羅馬的統治,打倒羅馬政權)。耶穌十字架上的罪名牌子:猶太人的王。 若你有留意耶穌被審問的過程邏輯細節,(跟我們的總警長和政府很相似),你會發現那些猶太領袖對耶穌的控告罪名是不一致的。在他們首先審問耶穌時所用的罪名是宗教性的「褻瀆上帝」(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而當來到彼拉多面前時卻用政治性罪名(誘惑人民不納稅給凱撒)。 那些想把耶穌置於死地的宗教領袖,其最終目的是想辦法將耶穌弄上政治刑罰,用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罪名將耶穌除去。在猶太的律法裡,宗教性罪名的死刑方式:用石頭丟死罪犯,比如那些犯姦淫或說了褻瀆耶和華的話的罪犯(相信這對馬來西亞人將會不陌生,尤其最近爭議性的伊斯蘭刑事法)。馬可的敘事方式企圖淡化了耶穌是政治犯的描述,而明顯看得出他將重點轉移到「那些想陷害耶穌的猶太宗教領袖」,這尤其可以從「彼拉多找不出耶穌有罪」看出來。彼拉多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相信這段記載也可能間接地帶來「猶太人上幾世紀中被屠殺」的噩運) 我個人認為:馬可所關心的主要是將耶穌之死的最終責任帶回到那群猶太領袖身上,而不是羅馬政權。你不難發現馬可記載中許多關於「那班人想要陷害耶穌,套耶穌的言論來抓他的把柄」的暗示。耶穌所傳揚和活出的天國福音,嚴重地挑戰和打擊了那群猶太領袖的利益,群眾越擁戴和聽從耶穌,他們越覺得自身的地位受威脅。 馬可也企圖在耶穌受死的故事最後中帶出這樣的意圖:那些猶太領袖嘲笑將死的耶穌,而羅馬的百夫長卻看見「這真是上帝的兒子」。透過馬可的記載,至少對當時在羅馬的基督教來說是種安慰和鼓勵,耶穌的死,不是因為政治罪名,連彼拉多都認為耶穌是無罪的而企圖救他,而真正的推手是猶太領袖。 比起猶太領袖,福音書的記載似乎較少談到耶穌對羅馬政權的看法,也許有人會問:耶穌是否贊同反抗羅馬政權?而彼拉多正是要弄清楚這個問題。 當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審訊時,彼拉多嘗試從政治角度去審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的回答是清楚和關鍵性的。「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彼拉多應該是明白這話的涵義,因此他才會繼續問道:「這樣,你是王嗎?」彼拉多明白耶穌的回答並不是否認他是王,而是否認他的國度是來自這世界的國度。耶穌所體現的國度不像是羅馬的國度,不像這世界的其他任何國度;耶穌的國度乃是一種超越羅馬的國度,超越一切世俗政權的國度。 這樣的國度治理方式已回答了為何耶穌被拒絕和最終被害。雖然耶穌國度的政治被拒絕,甚至被不公義的政治而打壓,然而上帝是信實和公義的。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正是這個復活的意義,讓委身於基督國度的跟隨者能夠有能力去活出天國的生命。我們需要思考一點:若耶穌是按照世俗國度的方式,他是不會被拒絕和受難。面對暴力的侵害,耶穌選擇了受苦;面對敵人的攻擊,耶穌選擇了寬恕。這看似不合理不受世界歡迎的方式,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已向我們展示的生命。 若基督因著他所體現的天國方式而被拒絕和受逼迫,那麼,我們不難了解,當教會選擇忠於這位基督時,他必然發現自己因著基督而受逼迫和被攻擊。這正是耶穌所宣揚的天國福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當我們發現今天的教會活在安逸和免受逼迫拒絕時,這是否值得我們好好再次反思:教會是否正活出基督天國的福音? 在那之前的巴勒斯坦只有兩種猶太人:一種心態上臣服羅馬,一種想著推翻羅馬。但那位來自加利利的耶穌,卻帶出了裂天而降的第三種聲音:超越羅馬,而超越羅馬,非屬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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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ugust 2011
Isaac Goh 加恩

【文摘】卡爾.巴特:教會與共產主義

引言

我國馬來西亞近期正面臨其政治動盪的時期,尤其自淨選盟Bersih 2.0所推動709大集會事件以來。許多人民在這樣的時期因此再次被提醒,開始意識到他們本身的政治性醒覺的需要,而必須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決定其本身的政治性行動。對於基督教來說,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尤其是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對教會在政治方面的冷淡關懷和內向行動所作出的批評。在許多持守政教分離之原則的傳統教會的情況下,教會是否應該為著當今的政治局勢而站出來表達其立場和行動?而教會這樣的行動是基於什麼原則和基礎?

卡爾.巴特(Karl Barth)瑞士新教神學家,一位為基督教神學帶來極大貢獻的偉大神學家和牧者。巴特的時代乃處在德國納粹希特拉的暴政底下。雖然如此,他仍保持清醒和獨立的思考,以不至於隨從當時那些認同納粹黨政策的許多神學家。與潘霍華的政治性參與不同,他協助草擬《巴門宣言》,並極力地為此宣言而辯護,這顯示了巴特勇敢站出來去承擔歷史的責任。嚴格來說,巴特並不是一位政治神學家。然而,我們可以從他的神學著作和思想中看到其政治意義的論述。除了在193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45年的時期,我們也可以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神學思想中找到他後期神學的政治論述和線索,以對其神學的政治觀點有更全面性的理解。就如這封巴特向布魯納(Emil Brunner)的回信《教會與共產主義》,主要回應布魯納對他公開性的批評。

巴特1948年受邀前往東歐的匈牙利,而當時的匈牙利教會正處於共產主義政權下。對於匈牙利教會的政治性局勢,巴特選擇一種沉默的立場:認為西歐反對共產主義在原則上是不正確的(他甚至使用“更罪惡”一詞為表達)。主要原因,乃是他認為西歐在對東歐的共產主義的批評有缺乏對其歷史處境的考量和理解。而且他的觀察性理解認為,當時的東歐情況是有別於西歐在面對第二世界大戰的情況。也許出於一種政治上的同情,巴特對東歐共產政權表達不一樣的立場:教會不應該成為西方反共主義的應聲蟲。當然,這樣的觀點和立場肯定為巴特帶來許多爭議性的非議和批評,尤其是來自同國的政治神學家布魯納(布魯納是極力反對反人權和非正義的共產主義政權)。布魯納嚴厲地批評巴特,質問他的沉默立場是否提倡一種“消極漠不關心”的神學態度。(這也是反映了當今許多人質問教會為何對國家政治和社會時事漠不關心和冷淡的態度)

對於這封巴特的回應信,我並不是為了要尋找一種支持我本身信仰上的政治觀點的立場和基礎,而是期待透過巴特神學立場中的政治論述和原則來進行一種冷靜的思考,而以下摘要出書信中的某幾點論述,是值得大家去深入探討的(注:我認為不應該視巴特這篇回信為一種意義上的“政治神學”,反而是較屬於教會神學的政治論述,作為歷代教會在參與歷史現實的思想行動):

教會絕不能永無休止地去關懷各種主義和體系,而是要去關懷在神的話和信仰的觀照下所看到的歷史實存(historical realities)。教會的責任不是存在於任何實現自然法則的過程中,而是存在於永活的主(Living Lord)中。因此,教會決不能按照法則來思考、說話或行動,而是以屬靈且依個別的情況來進行判斷。

巴特以上的論述,闡明了他對教會使命的責任的原則,即對歷史現實的判斷行動,必須基於一種屬靈的視角,以及根據在真實觀察下的個別處境的情況。我認為在這信中,巴特將教會的責任之基礎建立在“永活的主”,在理論上是正確的。我的主不是死的主,而是過去、現在以及永遠活著的主。上帝是在歷史中行動的上帝、掌權的主。因此,教會不應該將一切有關教會與人類政治的歷史體系化,變成了一種教會將來的實踐根據和教義。當教會服從在“永活的主”的主權下行動的時候,教會需要清醒地、自由地、不被轄制地作出對新事物或新事件的判斷,這是教會需要擁有的負責任立場。這也是巴特認為
1933-1945年期間他選擇站出來反對德國納粹希特勒的立場,並不表示他如今需要採用同樣的立場來反對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因此,他較傾向於在當下保持沉默的立場。對於巴特來說,東歐的共產政權的問題並不至於來到一種邪惡的地步和狀況,是需要教會挺身而說話。也許這就是巴特對於東歐共產主義的一種在政治上的同情。

正是在這一段時期,我力圖從各方面促使教會在行動上,作好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誘惑的準備,在德國顯然是屬靈上的,而在瑞士則明顯是政治上​​的。在這一段時期,必須去警告誘惑者,去喚回已迷失者,去敲醒毫不關心者,去“支撐那些軟弱無力的膝蓋”,去安慰憂傷的心靈。

這段論述中,巴特清楚地說明教會應當作出的政治性關懷的具體方向:

一、警告誘惑者(誰是這些誘惑者、說謊者、征服人們靈魂的邪惡者?)
二、喚回已迷失者(誰是這些已迷失者?受權力和金錢困惑的人?)
三、敲醒毫不關心者(誰是這些毫不關心者?教會信徒?社會公民?)
四、支撐軟弱無力的膝蓋(誰是這些軟弱無力的膝蓋?那些被打壓者?教會信徒?)
五、安慰憂傷的心靈(誰是這些憂傷的心靈?那些被害者?那些受傷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

註腳:巴特在以下这封信中表达的看法即永活的主的教会,在政治生活之不定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生存在具体见证的自由中,而不能被党派观点、意识形态和抽象原则所束缚。

雖然從最後歷史的角度來看,巴特這次的沉默立場是有判斷上的失誤。不論如何,我個人對於巴特神學立場的原則表示肯定:教會需要無時無刻保持一種在信仰上的清醒,尤其是我們正處於不穩定的政治生活的處境下。在這樣多變不定的政治環境,教會有時候容易受到許多事物的影響,以至於導致無法正確地活出一種見證的自由。當教會在保持清醒的情況下,教會將能夠脫離政治黨派的觀點、意識形態,以及抽象原則的束縛,而被永活的主來約束。我相信,巴特本身的經歷不斷提醒了他,使他一直堅持這種清醒狀態。若基督教不保持清醒,就好像當時巴特看見許多他所敬仰的神學家和他的老師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簽名支持德國戰爭,這使他開始質疑這些當時自由派的神學家的倫理立場。今天的基督教會,是否正保持著一種清醒的預備(這與漠不關心是不同的兩回事),以至於教會能夠負責任地面對永活的主的託付使命?



(筆者並不是巴特神學的資深研究者,對於巴特神學仍屬於初探者。因此,筆者非常歡迎各位對巴特神學有深入研究的朋友們給予相關的意見和看法,尤其是對於巴特神學的政治倫理的觀點,以及對巴特這封回信的當時歷史處境的理解觀點,好讓更多讀者能夠對這位教會神學界的大師的神學思想有更全面的理解,而有助於當今教會和信徒透過其神學思想遺產來作出建構信仰的貢獻。)


本文選自《當代政治神學文選》,劉小楓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6-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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