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國馬來西亞近期正面臨其政治動盪的時期，尤其自淨選盟Bersih 2.0所推動709大集會事件以來。許多人民在這樣的時期因此再次被提醒，開始意識到他們本身的政治性醒覺的需要，而必須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決定其本身的政治性行動。對於基督教來說，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尤其是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對教會在政治方面的冷淡關懷和內向行動所作出的批評。在許多持守政教分離之原則的傳統教會的情況下，教會是否應該為著當今的政治局勢而站出來表達其立場和行動？而教會這樣的行動是基於什麼原則和基礎？
巴特1948年受邀前往東歐的匈牙利，而當時的匈牙利教會正處於共產主義政權下。對於匈牙利教會的政治性局勢，巴特選擇一種沉默的立場：認為西歐反對共產主義在原則上是不正確的（他甚至使用“更罪惡”一詞為表達）。主要原因，乃是他認為西歐在對東歐的共產主義的批評有缺乏對其歷史處境的考量和理解。而且他的觀察性理解認為，當時的東歐情況是有別於西歐在面對第二世界大戰的情況。也許出於一種政治上的同情，巴特對東歐共產政權表達不一樣的立場：教會不應該成為西方反共主義的應聲蟲。當然，這樣的觀點和立場肯定為巴特帶來許多爭議性的非議和批評，尤其是來自同國的政治神學家布魯納（布魯納是極力反對反人權和非正義的共產主義政權）。布魯納嚴厲地批評巴特，質問他的沉默立場是否提倡一種“消極漠不關心”的神學態度。（這也是反映了當今許多人質問教會為何對國家政治和社會時事漠不關心和冷淡的態度）
對於這封巴特的回應信，我並不是為了要尋找一種支持我本身信仰上的政治觀點的立場和基礎，而是期待透過巴特神學立場中的政治論述和原則來進行一種冷靜的思考，而以下摘要出書信中的某幾點論述，是值得大家去深入探討的（注：我認為不應該視巴特這篇回信為一種意義上的“政治神學”，反而是較屬於教會神學的政治論述，作為歷代教會在參與歷史現實的思想行動）：
教會絕不能永無休止地去關懷各種“主義”和體系，而是要去關懷在神的話和信仰的觀照下所看到的歷史實存(historical realities)。教會的責任不是存在於任何實現自然法則的過程中，而是存在於永活的主(Living Lord)中。因此，教會決不能“按照法則”來思考、說話或行動，而是以屬靈且依個別的情況來進行判斷。
巴特以上的論述，闡明了他對教會使命的責任的原則，即對歷史現實的判斷行動，必須基於一種屬靈的視角，以及根據在真實觀察下的個別處境的情況。我認為在這信中，巴特將教會的責任之基礎建立在“永活的主”，在理論上是正確的。我的主不是死的主，而是過去、現在以及永遠活著的主。上帝是在歷史中行動的上帝、掌權的主。因此，教會不應該將一切有關教會與人類政治的歷史體系化，變成了一種教會將來的實踐根據和教義。當教會服從在“永活的主”的主權下行動的時候，教會需要清醒地、自由地、不被轄制地作出對新事物或新事件的判斷，這是教會需要擁有的負責任立場。這也是巴特認為1933-1945年期間他選擇站出來反對德國納粹希特勒的立場，並不表示他如今需要採用同樣的立場來反對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因此，他較傾向於在當下保持沉默的立場。對於巴特來說，東歐的共產政權的問題並不至於來到一種邪惡的地步和狀況，是需要教會挺身而說話。也許這就是巴特對於東歐共產主義的一種在政治上的同情。
正是在這一段時期，我力圖從各方面促使教會在行動上，作好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誘惑的準備，在德國顯然是屬靈上的，而在瑞士則明顯是政治上的。在這一段時期，必須去警告誘惑者，去喚回已迷失者，去敲醒毫不關心者，去“支撐那些軟弱無力的膝蓋”，去安慰憂傷的心靈。
這段論述中，巴特清楚地說明教會應當作出的政治性關懷的具體方向：
一、警告誘惑者（誰是這些誘惑者、說謊者、征服人們靈魂的邪惡者？）
二、喚回已迷失者（誰是這些已迷失者？受權力和金錢困惑的人？）
三、敲醒毫不關心者（誰是這些毫不關心者？教會信徒？社會公民？）
四、支撐軟弱無力的膝蓋（誰是這些軟弱無力的膝蓋？那些被打壓者？教會信徒？）
五、安慰憂傷的心靈（誰是這些憂傷的心靈？那些被害者？那些受傷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
註腳：巴特在以下这封信中表达的看法即永活的主的教会，在政治生活之不定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生存在具体见证的自由中，而不能被党派观点、意识形态和抽象原则所束缚。
雖然從最後歷史的角度來看，巴特這次的沉默立場是有判斷上的失誤。不論如何，我個人對於巴特神學立場的原則表示肯定：教會需要無時無刻保持一種在信仰上的清醒，尤其是我們正處於不穩定的政治生活的處境下。在這樣多變不定的政治環境，教會有時候容易受到許多事物的影響，以至於導致無法正確地活出一種見證的自由。當教會在保持清醒的情況下，教會將能夠脫離政治黨派的觀點、意識形態，以及抽象原則的束縛，而被永活的主來約束。我相信，巴特本身的經歷不斷提醒了他，使他一直堅持這種清醒狀態。若基督教不保持清醒，就好像當時巴特看見許多他所敬仰的神學家和他的老師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簽名支持德國戰爭，這使他開始質疑這些當時自由派的神學家的倫理立場。今天的基督教會，是否正保持著一種清醒的預備（這與漠不關心是不同的兩回事），以至於教會能夠負責任地面對永活的主的託付使命？
（筆者並不是巴特神學的資深研究者，對於巴特神學仍屬於初探者。因此，筆者非常歡迎各位對巴特神學有深入研究的朋友們給予相關的意見和看法，尤其是對於巴特神學的政治倫理的觀點，以及對巴特這封回信的當時歷史處境的理解觀點，好讓更多讀者能夠對這位教會神學界的大師的神學思想有更全面的理解，而有助於當今教會和信徒透過其神學思想遺產來作出建構信仰的貢獻。）
* 本文選自《當代政治神學文選》,劉小楓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6-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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